作者：朱彦凝

　　5月24日晚，适逢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师生创排的《易卜生之夜》在蜂巢NEXT单元演出。该剧由苏小刚、张端联合指导，将八个取材于易卜生剧作的片段连缀而成，对原作展开颠覆性的解构，同时打破传统的观演界限，为观众带来了一次青春洋溢、别开生面的剧场体验。

　　剧中，不羁的培尔·金特说：“易卜生是谁啊？易卜生就是洋葱！易卜生就是摇滚！”这几句台词几乎能概括整场演出的风格——年轻的创作者没有将经典供奉于神坛之上，而是把它当作可以对话、质疑甚至拿来调侃的“老朋友”，青年人对自我存在的追问、对未来的理想与迷茫都在作品中一览无余。他们青春的思考和赤诚的表演，既是对这位现代戏剧名家的致敬，也是一场发自内心的真挚自白。

　　易卜生是谁？

　　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名家中，戏文系师生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位挪威剧作家作为创排素材？易卜生百余年前的作品又与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存在哪些断裂或共鸣？易卜生往往被视为古典戏剧向现代戏剧转型的代表人物，尽管“社会问题剧”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但他的创作风格却不止局限于此，恰如萧伯纳所言，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就在于“没有准则”。

　　易卜生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初期的《培尔·金特》《布朗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通过创作“有意地去探索和解剖自己的灵魂”；中期作品则像左拉要求的那般，描摹客观真实的社会生活，直指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弊病，认为人的力量能够战胜环境，《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经典剧作；其晚年的创作则逐渐转向象征主义流派，开始探讨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命运，思考何为自由、何为目标、何为人的本体，如《野鸭》《海上夫人》等作品都洞见了人物复杂而隐秘的灵魂深处。

　　一方面，易卜生从未故步自封，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他不断否定前期创作、尝试新风格——戏文系学子作为未来的创作者，也应学习这种“自反”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易卜生对于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都有着深刻的洞察，这种“反观内照”的视角同样值得当代创作者汲取。

　　1849年，21岁的易卜生写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剧本《凯蒂琳》，这部历史剧承载着青年剧作家澎湃的激情。此次参与创排《易卜生之夜》的学生们也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他们身上的“摇滚精神”与年轻的易卜生别无二致。

　　摇滚易卜生：向经典发问

　　《易卜生之夜》在形式上颇具后现代美学特征。创作者意图模糊传统的观演界限，使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演出在蜂巢剧场前厅的公共区域进行，观众入场时被告知可以随意选择观看位置，整个演出是行进式的，他们身边有头戴耳机、沉迷手机的“网瘾少女”，有在楼梯上反复徘徊、打扮成嬉皮士风格的红衣女孩，还有身着白色西装的英俊青年……演员分散在各个角落，混入观众之中。

　　全剧开场就极具挑衅意味，红衣女孩越过人群，径直跳上桌子，反复追问操着一口挪威话的培尔·金特：“你谁啊？”，并命令他“说中国话”。创作者借用语言的错位，隐喻了当代中国观众与异国经典作品之间的隔阂。随后，四周声音迭起，演员们以编年史的形式，一人一句介绍着易卜生的履历。红衣女孩却话锋一转，用八卦的语气接连抖出了易卜生年轻时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她带领观众以“吃瓜”的心态消解了对易卜生的权威崇拜。这样一来，观众得以顺理成章地接受创作者对原作的颠覆与重构。

　　作品几乎放弃了以人物形象为核心、以情节推进为基础的叙事方式，代之以一种碎片化、拼贴式、多焦点的构作方式。海特维格、索尔尼斯等角色轮番上场，每个场景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联系，时间线被彻底打乱，唯有那个俏皮的红衣女孩作为“自由人”始终穿梭其间，时而旁观、时而介入，仿佛在代替观众向角色发问。

　　这种看似混乱的空间与叙事，实际给观众提供了更为自由开放的解读视角。譬如有一对身着礼服的新娘新郎（取材于《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与房格尔）先后三次作为视觉焦点出现：第一次，伴着婚礼进行曲，他们甜蜜地接吻相拥，对彼此示爱；第二次，女人希望再次确认男人的爱，可他只是边整理领带边不耐烦地回应着；最终，老态龙钟的两个人都打着哈欠敷衍着对方，相看两厌。与此同时，演员身边的墙上挂着《恋爱的犀牛》的歌词海报——“对我笑吧，像你我初次见面；对我说吧，即使誓言明天就改变。”观众很难不将倦怠的情人与这句歌词建立联系，蜂巢剧场的空间场域由此参与了作品的表意。

　　此外，近距离、行进式的观演模式还让观众能够从一个耐人寻味的装置反观这段关系的变化。二人新婚燕尔时，共同将一对男女的雕像放在装满墨水的输液针下，仿佛共浴爱河般温馨；争吵时，女人愤怒地将自己的雕像挪到了另一处，输液针仍在滴滴答答往下淌墨水；最后，墨水已然滴尽，黑色的墨汁浸染了雕像洁白的躯体，两个人的感情也被时间磨损殆尽。

　　洋葱易卜生：向自己发问

　　除去形式上的出新，对易卜生笔下人物既定命运和生存状态的质疑，也饱含着青年人充满锐气的表达。正如培尔·金特剥完洋葱时才惊觉“它没有芯，一层一层地剥到头儿，越剥越小”，易卜生借“空心洋葱”揭示人的价值在于直面内心，选择并坚持成为真正的自己。其实学生们创排《易卜生之夜》的过程也是一场追寻自我的历程，他们将当下真实的困惑与向往都投射到了角色身上。

　　创作者对《海达·高布乐》的重构就令人印象深刻，这个片段设定在“地狱”中，海达疲惫地反复举枪自杀，却怎么也死不了。她无法忍受无聊的生活，但她身边的男人始终在平静地看报，毫无波澜。

　　忽然间，一个边吹泡泡边打嗝的女人出现了，海达跑过去兴奋地抓泡泡，但很快就再次感到厌烦。一触即破的泡泡象征着转瞬即逝的快乐、廉价的感官刺激，是当代快节奏娱乐消费的写照，它并不足以真正使我们长久地摆脱无聊。随后，一架架纸飞机接连从楼梯上飞来，海达认定了楼梯是通向“自由天地”的出路，奋力向上跑去，正当观众以为她已顺利出逃之时，海达突然从剧场门摔出来，可她仍然不知疲倦地再跑、再摔，循环往复……

　　在海达一次次自杀和逃跑的同时，身上缠满绷带的培尔·金特撕下一块块洋葱递给周围的观众，辛辣的气味几乎要使人落泪，生理的刺激叠加心理的震颤，这样的结尾仿佛要让观众感受到深切的绝望。

　　如何摆脱无聊？如何对抗虚无？如何找到存在的意义？在物质日益丰盈的当下，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年轻人同样无所遁形。这并不意味着用消极悲观的态度面对未知的旅途，他们的焦虑恰恰是因为他们渴望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有清晰笃定的目标，不正是年轻人认清自己、成为自己的第一步吗？

　　值得一提的是易卜生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戏剧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18年《新青年》“易卜生专号”的影响下，我国涌现出了《兵变》（余上沅）、《泼妇》（欧阳予倩）等一批“娜拉剧”。当然，今天我们很容易察觉彼时人们对易卜生“写实主义”的误读，却不能否认那些剧作对我国社会思想启蒙的贡献。

　　此次戏文系师生创排的《易卜生之夜》在形式上没有因循写实传统，却继承了易卜生及我国前辈创作者“说老实话”的精神，不加伪饰地呈现了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尽管这部作品在美学上还显得不够成熟，但年轻的创作者们勇于质疑经典、敢于表达自我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

　　（供图/《易卜生之夜》剧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