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天宇

　　近年来，文学界掀起的“东北文艺复兴”浪潮呈现出向影视领域蔓延的趋势，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品接连被搬上银幕，出现了诸如《刺猬》《飞行家》《平原上的火焰》等影视改编作品。电影《森中有林》自然也属于这一改编序列，但又有着显著不同，因为该片的编剧、导演都由原著作者郑执本人担任。

《森中有林》海报

　　以往由他人执笔的影视改编，往往容易出现改编与原著精神内核脱节的问题，甚至造成影视作品与小说文本过度分裂，引发“不忠于原著”的争议。《森中有林》几乎不存在这一问题，电影前半段基本完整保留了小说的叙事脉络，只是更进一步地丰满了王秀义与廉加海之间的情感羁绊。再加上郑执本人已经在影视行业深耕多年，形成了相对成熟的镜头语言与东北气质，为影片的质感奠定了基础。

　　重情重义，是大众对于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明的认知之一，这份刻在地域基因里的精神特质，也成为贯穿电影《森中有林》的叙事脉络。吕新开怀着误伤的愧疚与廉婕相识、相恋；廉加海满腔真诚地与王秀义别离又重逢；王秀义与王放母子固执到决绝又互相维护；卫峰为报答果腹之恩，至死守护王秀义的秘密。这些基于愧疚、真诚、亲情与恩义的情感，本是人世间最真挚的纽带。然而，恰恰就是这些所谓的情义，互相交织、互相碰撞，使原本美好的情愫在机缘巧合之下扭曲成了罪恶，酿成了廉婕意外身亡的悲剧。也正是从这一悲剧性节点开始，影片陷入了“以情义化解情义”的叙事困局。导演郑执坚持让人物沿着“情义”的逻辑前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偿还彼此之前的恩情与血债。这一创作策略，使得影片后半段情感张力高度凝聚，在很多关键的情节中，以强烈的戏剧冲突表现出来。

　　首先体现在廉婕离世后，吕新开、王秀义、卫峰三人先后来到林场与廉加海对峙的戏份。小说对这一情节的处理是冷静克制又张弛有度的，王秀义隐瞒了郝胜利之死的真相，吕新开冒险偷来了猎枪想要手刃仇人卫峰，被廉加海劝回。相较于小说中克制的情感，电影则侧重强化戏剧性矛盾。王秀义与廉加海之间发生了一场毫无保留的对峙，王秀义将真相和盘托出，并希望廉加海向自己复仇，将人物置于情义与复仇的两难境地。在这一桥段中，导演采用了一组全身外反拍与俯拍的镜头，刻意舍弃给人安全感的平视视角，通过不断调整角度，让视线始终处于一种倾斜的、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随后，廉加海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在观众以为复仇即将完成的时候，子弹却射偏了。从戏剧层面讲，这是对“情义”的坚守，而从叙事层面来看，却悬置了电影的叙事伦理与观众期待，使复仇陷入更复杂的延宕之中。

　　在卫峰与廉加海的对手戏中，电影对“情义”的展现走向了新的高潮。卫峰最终选择以死谢罪，用生命践行誓言。演员乔杉的精彩演绎，将这一角色的重情与绝望诠释得淋漓尽致，成为全片最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但问题在于，卫峰服毒身亡后，廉加海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也试图结束生命，却在恍惚中看到了廉婕的幻影，将“以命抵债”的逻辑推向顶点。此时廉加海的求死念头完全将这个角色推向了一条狭窄道路，剥夺了他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从叙事功能上来说，这样处理反而突出了仇恨链条对生者的吞噬与人物极致的内心纠葛，削弱了感染力，适得其反。

　　对“情义”逻辑的集中演绎，还出现在影片结尾。恩怨未了的众人齐聚三亚，在一场看似温馨的包饺子宴后，爆发了一场惨烈的乱斗。与小说中卫峰直接吞服耗子药不同，电影将其改为卫峰邀请廉加海吃饺子，并在自己的那份里提前下了毒。电影结尾，出狱后一心为弟弟复仇的郝顺利，与廉加海、王秀义意外相聚并共同包饺子，这一情节将“情义”这一复杂意象的演绎推向了新的层面。宋小宝饰演郝顺利，在包饺子的过程中贡献了几处笑料，让电影在紧张气氛中转入了重建亲密关系的氛围。然而，这种氛围被突然爆发的复仇击碎，令人猝不及防。在混乱的正反打镜头中，廉加海、王秀义、郝顺利这三个深陷情义漩涡中的角色最终选择同归于尽，完成了对“情义”的彻底解构。

　　郑执的这一设计显然是经过精心考量的，他用“包饺子”的记忆，反写情节走向。不得不承认的是，郑执最终以角色集体死亡这一极致的戏剧冲突，完成了对“情义”主题的坚守。但这种近乎“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方式，却给观众留下了一种突兀的割裂感与虚无感。反观小说原作的结局，王放与吕旷在返回沈阳的途中不期而遇，在飞机降落时看到廉加海用树种出的“吕”字，王放对吕旷感慨：“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小说以深沉的姿态包容了仇恨与罪恶，也留存了生命的可能性，两代人之间的种种纠葛在东北厚重的土地上得到了救赎。电影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决绝的方式，以角色的覆没将问题悬置，呈现出强烈的悲剧宿命感。

　　电影《森中有林》展现出了创作匠心和真诚设计，但遗憾的是，影片过于执着对“情义”主题的追求，以大开大合、港片式的暴力美学取代了东北大雪漫天的细腻忧伤，让原本“东北文艺复兴”所具有的绵长沉默，以及小说原作中的深沉救赎被隐于光影之后，留下了一场感动不足、精巧有余的终局。郑执的这次尝试对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而言具有探索意义，同时也为“新东北文学”如何转化为“新东北电影”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刘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