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新

　　前不久，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在山东博兴县举办，36个剧种轮番上演。这是我从事戏剧研究以来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听这么多稀有剧种。尤其是五音戏和东路梆子，因其源自我的家乡山东章丘，让我倍感亲切。那泛着土腥气的乡音土调，似乎又让我回到了儿时在乡村广场上听戏的场景。

　　章丘自古就有丰厚的戏曲土壤。明代嘉靖年间，章丘人李开先写出了传奇《宝剑记》，其中的《夜奔》一折成为常演不衰的昆曲折子戏。清光绪年间，章丘齐长城脚下的青野村开始流行“周姑子戏”，后经本村艺人赵国清和靳成章、靳成花兄弟革新，更具吸引力。上世纪20年代，同在济南唱戏的梆子戏艺人邓洪山看完靳氏兄弟的演出后，当即拜师学艺，此后改唱“周姑子戏”。1935年，齐鲁大学教师马彦祥介绍邓洪山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彼时才将其正式定名为“五音戏”。

　　这个邓洪山，便是有“五音泰斗”美誉的艺人“鲜樱桃”（艺名）。他在五音戏代表剧目《王小赶脚》中扮演的二姑娘在章丘家喻户晓。此剧中，“鲜樱桃”的“抱包袱”“骑驴”“数钱”等动作是其表演上的三绝，而“飘眉”“送目”“飞老鸹”更是被后来的五音戏艺人追捧模仿，成为该剧中旦角演员表演的典范。梅兰芳先生曾对“鲜樱桃”的表演艺术盛赞不已，笑言如果他在北京，就有“五大名旦”了。在五音戏流行的章丘、淄博，一直流传着“卖了裤和袄，也要看看鲜樱桃”的乡间笑谈，足见“鲜樱桃”和五音戏之魅力。

　　中国大多数戏曲剧种都是用方言土语表演，具有浓郁的民间口头文学色彩，五音戏也不例外。五音戏大量使用鲁中方言，亲切生动。人们经常用“哏”这个词来形容鲁中方言的“直爽倔强”，源于章丘的五音戏不但在声腔、念白上携带着此地方言的天然基因，唱词中很多土语俗语的运用更使其“哏味浓郁”。《王小赶脚》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唱词，如“俺在婆婆家得了一场病，阴阴阳阳七八天”——“阴阴阳阳”即无精打采状；“天又热，地又暄”——“暄”即“松软”之意；等等。唱词中的这些方言土语既有宋元以来的古语词汇，也融合了古代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元素，让这出五音戏质朴直白，“哏味十足”，还在一定程度上携带着古代语言的文化信息。

　　方言方音是剧种的重要标识。如果说虚拟、写意和程式等是共有的抽象特征，那么方言方音就成为每个剧种区别于其他兄弟剧种的个性标识。对大多数观众来说，由方言方音决定的剧种的声腔和念白比虚拟、写意等抽象规律更有辨识度，也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剧种确认的最显在标准。

　　如今，全国348个剧种大多数都先后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中也提及：重点关注濒危戏曲剧种，支持121个“天下第一团”剧种和106个无国办剧团剧种传承发展。在此背景下，强调剧种的方言方音色彩以凸显戏曲艺术作为传统非遗的独特个性，已是大势所趋。方言是每个人潜意识中的“母语”，这种“母语”自身携带的文化基因关系到戏曲的整体创作，从而影响戏曲剧种的整体生态。

　　小剧种需要保持纯正和地道，不丢本、不跟风、不盲目“整容”，就要把握地域性。

　　曾经，诸多小剧种和稀有剧种在传承发展中声腔京剧化、念白普通话化的趋势屡见不鲜。当然，戏曲艺术丰富多样，每个剧种产生的时间不一、环境各异，这就决定了剧种的角色行当、唱念做打等舞台程式结构有显隐、强弱之分。程式结构稳定而明显的，剧种变化就会相对缓慢，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剧种中，如京昆和梆子等；程式结构相对松散的，剧种一般会表现出更明显的灵活性和时代适应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小剧种“大剧种化”的倾向固然不值得鼓励，但有其内在逻辑——小剧种多来源于民间说唱或二小戏、三小戏，唱腔曲调不丰富，在它们成长为成熟的戏曲剧种时，势必要在音乐声腔和念白处理上向大剧种学习。

　　小剧种和稀有剧种向大剧种学习不可回避，但必须注意，既要用大剧种丰富唱腔，又要保持小剧种的个性，坚持方言方音、坚守剧种本体。在第二届稀有剧种展演中，我们明显感到，传统五音戏的“讴”音已渐趋淡化，这或许也是小剧种向大剧种看齐的一种让人感到遗憾的“革新”。方言方音和地域文化、当地人的心理经验以及情感方式密切相关，当它体现于某一剧种时，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一剧种的情感表达方式。历史上产生过的所有戏曲形态，无论是以声腔名之，还是以剧种名之，一开始都是典型的地方戏，必定带有这个地域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而这些极富地域色彩的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也会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和塑造。语言的方式不同，一定会影响到人的情感经验和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方式。

　　小剧种不能丢失特色，还要坚守民间性。戏曲，尤其是这些小剧种、稀有剧种，表现的内容是民间情感，表现的方式是民间想象，表现的途径是民间智慧，就像《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所言，尊重创作规律，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五音戏的“三绝”正是老艺人们在民间挖掘的生活状态，到舞台上提炼成为艺术的状态。对于民间性的理解，我们不能过于狭隘，不能简单将其与某一类题材画上等号。如今，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融媒体带来的戏曲传播方式的变化，都是民间性的集中体现。

　　1957年，“鲜樱桃”邓洪山曾致信梅兰芳，向其介绍山东五音戏剧团的发展情况，表达了希望剧团晋京汇报演出的愿望。在信的最后，邓洪山向梅兰芳询问：“您说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一天’吗？”时光荏苒，距邓洪山向梅先生发出询问已过去近70年，作为国内唯一的五音戏专业院团，淄博市五音戏剧院晋京演出的愿望早已实现，但五音戏传承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