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绍骞

　　影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翻拍自韩国电影《和声》，并进行了本地化改编。故事围绕女主角李惠贞展开，她因被炒股失败的丈夫家暴而失手杀死丈夫，并入狱，在女子监狱诞下女儿芸熙。女儿出生后患有眼疾，尽管万般不舍，惠贞还是决定为女儿寻找领养家庭。因女儿对音乐格外敏感，惠贞提出在监狱里组建合唱团参加表演，意在为女儿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于是，一群背负各自伤痛的女犯人，从最初的暴力相峙，到后来因人性中的善意而逐步团结在一起，上演了一场近似母系氏族社会的嘉年华。然而，在精美的商业视听包装之下，影片也暴露出若干可资讨论的问题。

《阳光女子合唱团》剧照

　　影片通过精心营造一个理想化的女子监狱，构建出一个现代性的母系氏族社会。在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常被家庭暴力、性别歧视、社会边缘化等所裹挟，而一旦来到女子监狱这个空间，男性的缺席反而释放出集体的母性关怀。惠贞对芸熙的母爱是整个“族群”得以形成的秘钥，她希望送给女儿的“最后礼物”驱动了整个故事。因被家暴与出轨而杀夫的玉英老人如同氏族族长，凭借她昔日歌星的经历统率着合唱团。此外，影片还各有详略地讲述了其他狱友的创伤前史，如刚成年便被黑帮诱骗的刘宥芯、因诈骗入狱的黄珮滢等。在合唱团的排练、表演之中，在街舞对决、歌艺选拔等充满狂欢气氛的嘉年华中，念兹在兹的“姐妹情谊”悄然浮现。因此，芸熙的寄养决定，不仅仅是惠贞个人的悲欣交集，更是全团“母亲们”共同的仪礼——她们以充满希望的歌声传递爱，构建起一个高墙之内、血缘之外的母系氏族共同体。

　　然而，在这场看似美好的母系嘉年华背面，竟兀自矗立着一座精心“预制”的情感乌托邦。借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视野观之，女子监狱是权力者规划出的、有别于正常社会的“异空间”，它将需要“规训”的成员置于其中，由此来反衬日常社会中所谓的“正常”。在这部影片中，监狱被曝光于镜头之下，处于一种被“全景敞视”的状态。摄影机的镜头取代了具体的权力执行者，成为掌控“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机制本身。影片通过塑造层层加码的情感高潮——每次情感冲突之后必有温情和解，每段创伤回忆之后必是音乐救赎——成功触动了观众的移情机制。然而，这种由影视工业化打造的“预制”煽情，召唤出的是“浓墨重彩”的悲伤，几乎等同于催促甚至逼迫观众哭泣。这不仅是对个体情感的操控，也暴露出商业类型片的内在悖论：通过建构一个“预制”的理想化女性乌托邦，以借此回避更为尖锐的现实问题。影片中既看不到分毫对于女性身心安全保障制度的探索，也看不到一如《我们与恶的距离》那般对司法制度的深刻思考。更令人不解的是，两位女性主人公皆是因受到家庭中男性之戕害而奋起反抗，在狱中却要为自己未尽“母职”而自我苛责。

　　如果说影片前半段尚能以“女（母）性乌托邦”的温情想象赢得人心，那么后半段则愈发暴露出这种想象的脆弱性。个体的创伤与社会的结构性压迫，绝不是通过音乐的温情就能消弭的。当痛苦都被转化为感动的符码，沦为仅供消费的泪水，现实的复杂性反而被有意遮蔽了。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要争取的不是颂扬她们的女性特质，而是争取自己能和全体人类一样，让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胜过闭缩的存在内向性。女人最终希望的是，她们能够拥有抽象的权利，以及各种具体的可能性；她们获取的自由不会只是欺人眼目的幌子。”振聋发聩的宏愿言犹在耳，我们由衷呼唤那些能够在女性表达与商业诉求之间取得真正艺术平衡的作品早日到来。（方绍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