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诗娴

　　近年来，越来越多电影开始重新回到地方文化、方言经验与地域记忆之中，但为什么有些地方题材电影只能停留在“地域文化展示”，而有些电影却能够从一地观众走向全国传播？《给阿嬷的情书》的破圈，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

　　《给阿嬷的情书》的破圈，首先在于它召唤了一次由地方观众共同参与完成的文化事件、一次文化认同。

　　粤语文化、港片传统以及本土语言环境的积累，使得广东长期以来拥有鲜明的区域电影消费传统。此前，香港电影《夜王》在春节档取得2.26亿元票房，其中广东一省便贡献了1.64亿元，占全国票房约73%。这说明，广东早已形成一种较稳定的地方文化消费意识，观众愿意主动支持带有本土语言、地方情感与区域文化认同的电影。

　　而《给阿嬷的情书》恰精准地触碰到这种区域文化心理。影片在全国公映前，率先于广东点映，凭借浓厚的地域文化气质与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取得超千万点映票房与极佳口碑。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从点映开始至5月3日全国公映后，电影整个档期的排片占比与票房占比均持续低于10%，其中广东一省票房占比却高达全国票房的95%以上。换句话说，电影前期几乎是依靠广东单一市场观众的“托举”。尤其是在竞争极其激烈的五一档，广东的市场支撑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生存空间。

　　《给阿嬷的情书》的传播路径提供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电影新逻辑：它并不直接依靠全国市场爆发，而是先在地方内部建立高度的文化和情感认同，再通过社交媒体“自来水”扩散，最终完成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的情感外溢。

　　中国电影并不缺地方题材。例如，艺术片导演毕赣以贵州为背景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东北工业记忆为核心的《钢的琴》等，都曾获得不错的票房与口碑。但《给阿嬷的情书》不同的是，它既没有名导演与明星演员加持，也不是工业大片，而是一部典型的小成本方言电影。

　　电影虽然以侨批文化、“下南洋”历史为叙事基础，但这些看似地方化、生活化的细节之中渗透的却是中国人关于家庭、责任、等待、坚守与情义的共同价值观。它更为打动观众的，除了“潮汕奇观”，更有潮汕生活背后那些中国人共同的情感伦理。“下南洋”是潮汕人的历史，也是整个近代中国苦难历史的一部分；侨批是地方文化遗产，更承载着中国人关于家庭责任、故土认同与家国牵挂的精神结构。影片通过小人物、小家庭与地方生活，触及整个中国人的历史情感。

　　与此同时，影片中的许多关系，也具有极强的普遍性。无论是南枝与淑柔之间那种超越血缘与身份的女性守望，还是潮州人之间“自己人互帮互助”的乡土伦理，都指向一种人与人之间真实连结的价值观。而这种关系，在高度都市化、原子化的今天，显得越来越稀缺。当人们越来越难进入深层情感交流，《给阿嬷的情书》却重新让坚守与等待获得了时间厚度，也让观众重新看到缓慢而真实的情感连接。

　　这部电影的破圈，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重要的启示：未来中国电影有生命力的表达，不在越来越悬浮与抽象的宏大叙事之中，也不在不断堆叠的工业技术与视觉奇观里，而是在重新回到土地、回到故乡、回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之中。

　　中国电影这些年并不缺大制作，反而是那些能够让观众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电影更稀缺。而地方文化，恰恰提供了这种重新连接现实生活的可能。这或许也说明，当下地方题材电影的问题，未必是“地方性太强”，而是地方文化是否能够形成真实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连接。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巨大地域纵深与历史厚度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经验里，都藏着中国人最真实的情感结构与生活方式。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地方生活，重新找到中国人的情感、伦理与精神世界，而非简单复制“地方元素”。只有当地方经验能够进入共同情感，地方故事能够进入中国人的精神记忆，地方题材电影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作者系集美大学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