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在天人在途

——读青年作家朱强散文集《行云》

　　作者：李林荣

　　《行云》收文十四篇，分上下两卷，可谓朱强散文创作的一个阶段性的类型化集萃。书名“行云”，取自上卷篇目之一，带有行云在天、人生如旅的寓意。高天流云聚散无形、来去无踪，似乎只为显示变化不息乃万物常态。尘世众生碌碌奔趋而殊途同归，唯因行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姿态歧异和路径差别，才见个性的独特。行云在天，人在途，“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始得本真。如果说十四篇作品组成的《行云》具有某种整体品格，那么这种品格正体现在力破窠臼的求新求变和绽放个性的倾向上：挣脱散文处理日常家事与地方文史的常规套路，从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乡土伦理与城市经验、物质考古与精神追寻两端往复穿行，形成大开大合、疏密有致的新气派。

一

　　《行文》上卷七篇，涉及三种类型，取材立意从私人生活逐渐向历史记忆推进，谋篇布局和行文架构处处可见作者突破边界、重筑文体的努力。

　　《地址簿里的日常》《整年》《行云》三篇，均以“我”的视角书写家族亲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状态与情感联系。《地址簿里的日常》从饮食厨炊入笔，通过描绘南昌城市变迁、赴约拜访同宗朱伯伯、代姨父寻找失联亲戚却因街区改造而未果等远近记忆中的生动场景，凸现血脉亲缘在城市空间里不绝如缕的绵延萦绕。《整年》写作者从赣北回赣南客家山乡过年，恰逢家祠竣工，因而在祭祖拜年的节庆氛围中，对乡土亲情伦理在现代语境下落地生根的执着坚韧，不由得倍生感佩。《行云》描写亲友相聚、给堂姐新家暖房，满溢欣喜和自豪。这类题材在散文中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絮絮叨叨的家世怀旧和亲戚往来的流水账。朱强的这几篇散文却以空间变迁的刻画去牵扯情感记忆，用私人叙事去点染社会历史纵深、激发读者感同身受的素朴共情。

　　三篇连读，可见一部微型的家族城市化史。从父亲一代的艰难扎根，到堂姐辈的怡然安居，再到“我”散澹从容的回望和书写，乡情族谊未随城市社会结构的原子化而消磨，也未因城市人居空间的频繁变动而湮灭。

　　《山藏》《客路》两篇，皆以现场寻踪方式还原赣南苏区的革命往事。《山藏》追访1935年4月红军在油山地区的游击斗争，从夜投民宿、晨逛墟市的当下记述引出历史烟云深处的烽火岁月。《客路》踏勘旧称安息、今名安西的山间古镇，凭吊红军从新田转战桐梓的遗迹，尤其是1934年10月21日血染渡口、突破桃江封锁线的那场激战。红色题材散文，多耽于转述材料和堆砌高调辞藻，少有深切细腻的主观介入。朱强独辟蹊径，赋“客路”之“客”以多重身份指涉：既是当下踏勘历史现场的“我”，也是悠悠往事中奋力挺进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更是从中原祖地移籍赣南、又从赣南起步闯荡四方的一代代客家子弟。由此，多重印记的行路“客”身份和多重音调的“客路”叙事，融入抚今追昔的老人口述和层叠累积的文献记载，生发出沉浸感十足的临场氛围。

　　《有无帖》《生活颂歌》两篇，属典型的个人城市生活随笔。《有无帖》从冬日桥畔约会女友却因定位偏差而误时的一段往事，牵连出赣北城市下雪的见证者——同宗朱伯伯和师长黄老师，定格难忘的雪景记忆和人生体验。《生活颂歌》对城市文化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瞬间式的切片扫描。打车夜归、搭乘地铁、光顾理发店、凝神大厅讲堂，一连串蒙太奇式的画面和意识剪接，本身就是逝水年华涓流如滴的真实样态。而星星点点地迸放在各个具体场景中的电光石火般的遐思闪念，正有助于将“无我之城”转化为处处可着“我”意的“我城”。

二

　　《行云》下卷七篇，皆为文化考古之作。比起个人化色调较为圆润的上卷七文，下卷七篇更多地显露出沉郁的“老灵魂”和激昂的“少年气”之间的张力。作者不满足于掉书袋式的刻板考证，也不屑于一味抒发酸涩文弱的感伤咏叹，凝神勾勒自己在途行走的姿态和思绪，丝丝缕缕地营造出物我对观进而为无声无息的器物代言的话语场景，让远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情境逐点逐滴地重焕神采，借此规避文化散文每每把作者直接说话的声量调得过高、把作者本人走到前台顾盼自雄的架势摆得太足的俗套。

　　《瓷上景德》《出山》《行砖小史》《碑考》聚焦考物。《瓷上景德》以宋代窑工造瓷的情景再现开篇，继而追溯青白瓷的偶然诞生与“景德”年号的由来，历述督陶官臧应选的技艺与命运、青花瓷的外销以至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挫败和阴鸷预判。盘桓地方一隅的谈瓷论瓷话锋，渐渐转向国运兴衰的沉重议题。行文视点如泛舟出海、炊烟排空，在荡漾、萦绕中持续发散，篇章脉络趋于繁复绵密。惜乎材料收纳过多，且疏于删枝剪叶，一些句段不免有些冗赘凝滞。《出山》意在对商人李玉山送展、梁家茶园供料，促成汤湖绿茶参加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史实，再作深入开掘。作者为此到遂川县汤湖镇绿茶原产地，专程走访梁家茶园传人。但茶事固然清雅，卖茶人李玉山和种茶人梁道启的神情面目却始终朦胧不明，似乎缺了几笔定格关键时刻的近距深描。商人与茶农的交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没能像《行云》中收放自如、浓淡相间地描绘家族进城史那样，得到生动鲜活、富有画面感的细腻刻画。

　　《行砖小史》以2004年深秋学校组织活动、“我”在赣州古城墙发现北宋“熙宁二年”铭文砖为引子，展开一块城砖的千年旅行。从窑匠胡摆子抟土塑坯烧制成型，到泥水匠贾某砌入城墙，历经建炎三年征用入药、嘉定八年风卷匿踪、洪武三年筑城复出，直至顺治年间随杨延麟沉塘，在城砖忽隐忽现的漫长流转轨迹中，作者的家族史片断时时穿插其中。叙述视点的远近推移和情节色调的明暗混搭，形成喑哑顿挫而又不绝如缕的古琴曲似的奇特旋律感。以城砖流徙见证城市兴废，文思精巧，意味深长。但砖终究是砖，给它赋予的历史分量太重，围绕它展开的文学表达就很难保持好文学话语本该有的那份轻盈。

　　《碑考》考察的是南昌百花洲古碑。碑因乾隆年间时任江西布政使的彭家屏为百花洲题名而立，又因告老还乡后的题字者横遭“文字狱”自尽牢中而毁。裂成几块碎石的残碑，竟然还留存至今并入藏画院。从题字立碑到题字者屈死，前后不过十年，其间风流云散的人事变故和幽明翻转的世道纲常，却几乎浓缩了横亘在一部清史中的盛衰兴亡悖论。或许是受标题局限，《碑考》之考仅到碑与人的静态归宿为止，对造成碑的短命和题碑人冤狱的阴暗时势背景，则触及不多。

　　《绘事》《墟土》《八大山人隐居史》三篇着重考辨人事。《绘事》援引抗战时期胡献雅举办义卖画展的史实为镜鉴，映衬当下的真人真事：画贩子出身的大胡子画家终于摆脱市场的裹挟，转而追求皓月高风、清泉寒树、深山远路的高洁意境。全篇以人系事，以事证史，镜像互文，情致宛然，今昔世风之变和人心尽在画中。

　　《墟土》将眼前的老屋拆迁事件和悠久的城市兴建史，平行并置而又相互比照。从唐刺史卢光稠建城、宋赵抃与孔宗翰的接力，到当今推土机下的“考古墙”想象，近在身边的城市风貌和人居格局巨变，遥遥直抵本在远方观念世界里的现代性困境——故乡在“出走”，而原地不动的人们好像生活在了别处。从自家表嫂的拆迁遭遇切入正文并且连缀全篇的写法，拉近了作者体会人与城巨变压力的情绪间距，也方便读者的心理代入，这种设身处地的持续强化共情共感的密集细节描写，使得《墟土》成了下卷七文中最具上卷神采的一篇。

　　《八大山人隐居史》对朱耷南昌逃难、耕香寺暂栖、绳金塔鬻画、青云谱隐居这步步飘零的残生寄世遭际，予以画卷式描摹。其中，尤其强调了朱耷以“笔”为隐身草，在遗民身份与艺术表达之间求取身心和谐的生存选择。为规避平铺直叙的评传体例，作者竭力渲染人随境迁的角色变换动线，将遗民、画僧、还俗者等多重角色堆叠在历史转折关头和个人精神危机时刻，贯串成印证人生如寄、步步在途寓意的系列隐喻符号。

　　总体看来，下卷七文中，物之考古四篇构制略失局促，活化史料的个性表达技巧未臻纯熟；人事考古三篇，则因系于人事、缘于人情，而显得气脉顺畅，细节灵动，行文运思挥洒自如。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器物本身缺乏生命温度，不容易承载作者个性化的情思抒发，但同时也显露出作者驾驭硬性史料的话语转圜技能和思维升华力道还有再提升的余地。

三

　　统观《行云》，可见朱强散文的鲜明特色和多边突破意义。选材上，城乡交织、古今贯通，私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相互渗透。写法上，田野考察与文献钩沉并重，现场实况与想象生发兼备。语言上，高古与现代并存，氤氲浑融而又气韵充沛。

　　遥想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位都籍出江西。三家虽风格各异，却共同奠定了江西散文“文道合一”的传统特质。朱强散文创作中突出表现的对于历史人文的执着关怀、对于乡土家族伦理的深情眷顾、对于城市变迁的冷峻审视，实际上都在回应和延续“文道合一”的传统。而在朱强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精心刻画和对历史记忆的温情守护中，依稀可见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为人为文理念和曾巩雅正醇厚的人格文品遗风。年轻一代作家没必要也不应该直接承袭古文辞藻和前人创作套路，但非常需要从文学传统的深处和细处学习得更久、汲取得更多。

　　从《行云》这本散文集及其前后的相关类型作品来看，朱强已经充分表现了他将江西散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对人事的深切体察、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对文体的自觉追求——融入自己散文创作肌理的意识和能力，并且他也已经有了乘势而上、开创一路既古且新、既雅且俗的独特文风的方向感。云行无迹，风满中天；人在旅途，思接千载。期待朱强在铸造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散文创作道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收获。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