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秋如

　　《危险关系》是由孙俪、吴慷仁主演的都市情感悬疑剧，该剧由女主角颜聆的发小“简蕾蕾自杀案”切入，逐步铺开对情感操控（PUA）的叙事线，解密了一个个精心编织的情感骗局。由于PUA话题的敏感度，加之制作班底与演员阵容，《危险关系》在开播之前便积聚了可观的热度。开播之后，豆瓣评分一路逆势上扬，口碑持续发酵，但最终收视表现不尽如人意。表面上看，情感操纵题材天然具有压抑感、观众对该话题的心理抗拒，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追剧意愿；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剧中“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所导致的可预见性困局。

《危险关系》剧照

　　类型化的人物叙事进程

　　在《危险关系》中，孙俪通过大量微表情与特写镜头，为“颜聆”这一人物角色赋予了更加具象化的塑造，眼球的颤动、嘴角的抽搐等细节都精准地展现了人物情绪。与表演相伴的，则是颜聆近乎透明的成长历程，从童年受到创伤的少女，到理性体面的高知群体，再到成为被情感操控（PUA）的完美猎物，到最终完成绝望反击，她的每个转变都被打磨得近乎完美，却又尽在观众的预料之中。从“完美猎物”到“觉醒反击”，这几乎成为了大部分女性觉醒题材的“普遍设置”。观众从颜聆登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预判出故事的全部轨迹。即便孙俪的表演足够精准，这种“可预见”的觉醒依然剥夺了角色作为“人”应有的复杂性与偶然性。

　　遗憾的是，《危险关系》并未对这一叙事进行深入探索，而是对人物内心可能的挣扎进行了无意识的忽略或刻意的快进处理，使得颜聆的觉醒成为一种必然。这样的处理，让颜聆过于符合女性成长剧集的女主角范式。颜聆这个角色，在诞生之初，仿佛就天然地承担着“再度崛起”的期待。这种“必然觉醒”的脸谱化设定，不仅消解了人物应有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情感操控（PUA）议题的现实警示性。当观众早已知道结局是“大快人心”的胜利时，过程中那些令人窒息的操控细节便不再构成悬念，而沦为一出按部就班的演出。

　　与颜聆“觉醒者”的脸谱化形成对仗的，是罗梁“斯文败类”的人物设定。吴慷仁的表演，将人物的巨大反差感推向极致，温柔冷静与冷血邪恶的切换使得角色散发出一种扭曲的魅力，他不刻意放大恶的狰狞，而是通过细微的表情切换来传达情绪，一次微笑就能令人后背发凉。这种以温润如玉的皮囊包裹极端掌控欲的演绎，丰富了角色表象。然而，这一形象也没有逃过人物“脸谱化”的困局，精准的“变态帅”人设、清晰的童年创伤和犯罪动机、层层递进的操控手段，不免让人对罗梁的“恶”有了疑惑，这到底是真实的情感操控（PUA）施加者的再现，还是对于人性之“恶”的审美化包装？

　　《危险关系》更深层的叙事困境，在于颜聆与罗梁这对核心人物所构建的道德对峙格局。从剧集开篇伊始，善与恶的叙事立场便已被设定为不可撼动的基本定律。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谁是正义的化身、谁是邪恶的载体，谁终将走向觉醒与胜利、谁注定落入审判与覆灭……所有这些关涉价值判断与情节走向的问题，都像光头上的虱子，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供观众重新审视或质疑的模糊地带。罗梁的童年创伤、弑姐秘密、被初恋背叛等经历，看似为角色提供了动机，实则在叙事上是让他的恶既“合理”又“必须死”的伏笔。对于情感操控（PUA）这种容易被模糊化、甚至浪漫化的隐秘暴力，明确划分善恶边界，固然有助于向观众传递清晰无误的道德警示，避免因人物复杂性而消解议题的严肃性。然而，当这种对立被贯彻到极致，以至于叙事的每一个转折都服从于预设的道德审判时，戏剧的不确定性与张力也随之消失。于是，观众不再被邀请去追问“谁才是真正的操控者”或“颜聆能否识破真相”，而是被动地观看一场早已写定结局的道德审判。

　　功能化的人物符号和叙事动机

　　导演薛晓路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危险关系》是一部“高浓度的现实主义”作品，直面当代两性亲密关系中最隐秘和最危险的精神暴力。剧集在讲述情感操控（PUA）的主线之外，还融入了家暴、诱奸未成年少女、私密视频外泄、裸贷等大量高热社会话题。多重话题的叠加，虽然增加了剧集的题材厚度，但也造成了人物塑造和叙事动机的功能化。

　　当观众沉浸于导演构建的叙事世界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如果每一个角色都被赋予了明确的“话题分工”，那么作为核心人物的颜聆与罗梁，究竟承载着多少身份符号与社会标签呢？不难发现，颜聆这一角色身上汇聚了当代女性困境的诸多典型：她是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妈妈，关联亲子关系与单亲家庭的生存压力议题；她背负着原生家庭的创伤与青春期的不堪记忆，关联着原生家庭议题；她上学阶段被成年男人包养，关联了诱奸未成年议题；她更是PUA受害者，关联着情感操控的议题。多重标签的层层叠加，构成了一个看似多元实则固定的当代女性形象投影。然而，问题不在于人物身份标签的多寡，而在于颜聆在承担起这些社会议题的过程中，是否悄然从一个“具体的人”滑向了一个功能性的“人物符号”，这才是创作者需要深思和解决的问题。

　　男主角罗梁这一角色的功能性同样显著，他的“恶”就像是一台精密运作的PUA展示机。从初期的温柔体贴，到逐步贬低打压，再到通过话术建立依附，最终实现精神控制，几乎是按照教科书的步骤演示了PUA试行的全过程。这种呈现方式或许在科普层面存在价值，但在文艺作品中，当角色成为某种社会现象的“说明书”时，他存在的意义便被简化为“恶”的仪式性展演。他不是在“作恶”，而是在“示范”。剧中，对罗梁安装监控、时刻掌控妻子行踪、透过忽冷忽热的态度进行情绪操控等手段，进行事无巨细的展示，使观众逐渐丧失了面对“真实威胁”时应有的本能反应，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观赏性的心理惊悚和愉悦。这正是将“人性之恶”作为表演对象的后果。当“人性之恶”被层层拆解，并赋予精确的行为模式与理论阐释时，它的神秘、不可理解便消失了。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坏人”，在艺术呈现上显然比一个复杂神秘的“好人”，更加单薄和乏味。

　　如果说主角的脸谱化还可以“话题承载过重”为借口，那么配角的塑造则更加赤裸地暴露了剧集在人物塑造上的乏力。颜聆的闺蜜简蕾蕾、罗梁的助手徐枫、儿子的父亲卢一峰等，无一例外地被彻底工具化。此外，“原生家庭创伤”叙事模式的过度使用，也成了当前角色塑造的普遍缺憾。“破碎的原生家庭”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脸谱化标签，一种解释“恶的根源”的标准答案。一个太容易被解释的“恶”，与一个完全扁平刻板的“恶”，在艺术感染力上同样苍白。

　　《危险关系》在人物塑造上陷入的“脸谱化”困局，不仅是其叙事张力流失、议题深度被削弱的主因，也折射出当前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一种普遍困境。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如同一个无形的囚笼，限制了角色的复杂性与可能性。（陈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