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曦

　　在短视频评论区、弹幕互动和社交平台讨论日益活跃的当下，戏剧作品的评价方式正发生显著变化。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批评主体的迅速扩展与表达方式的持续下沉，推动戏剧艺术实现传播主体大众化、评价渠道多元化，构成了更加开放的批评场域。更多声音进入讨论现场，同时也出现新的问题，判断趋于碎片化、即时化与经验化，表达更容易受情绪驱动，理性、深入且具有审美高度的讨论空间受到挤压，专业评论的引导力在流量逻辑中不断被稀释。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逐渐浮现——创作者是否应当进入批评现场？

　　传统认识中，戏剧创作与戏剧批评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分工边界。创作者多被置于被动接受评价的位置，其主体身份往往止步于作品生产环节，较少被视为艺术批评的有效参与者。在批评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这一格局已难以完全适应现实需求。观众期待更贴近创作现场的解读，行业需要更具实践质感的判断，批评本身也呼唤更加多元、真诚、贴近艺术本体的声音。因此，问题不在于创作者能否进入批评场域，而在于如何进入以及如何界定其边界。

　　围绕这一问题的疑虑，不少观点认为，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应彻底退场，不再参与意义阐释，否则便会干扰读者的理解。但这一理解未免过于单一。如果创作者以权威自居，将自身意图视为唯一标准答案，试图限定理解路径，自然会回到封闭的作者中心逻辑；但如果其以分享者、对话者、实践者的身份进入批评，仅提供创作背景、艺术思路与形式选择，不垄断意义、不排斥异见，那么这种在场不仅具备合理性，也有助于丰富批评视角。创作者的在场，不是为了重建权威，而是为批评提供来自实践现场的经验支撑。

　　从文艺理论的视角来看，艺术活动并不止于作品完成，还延伸至传播、接受与讨论等环节，构成完整的艺术实践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讨论了人的本质力量如何通过对象化得以呈现，这一思路也为理解艺术的认识与审美功能提供了重要启发。从这一意义上说，创作者参与批评并非额外负担，而是艺术实践的自然延伸。19世纪思想家圣西门也曾主张，艺术家应当向其所处社会施加积极影响，像战士一样，在现实社会中走在所有知识大军的前列。在当代语境中，这一责任得到进一步凸显。文艺既面向人民，也影响社会风尚，文艺工作者不仅通过作品发声，其言行同样参与公共文化的建构。这意味着，创作者的角色并不止于创作本身，也延伸至对文艺生态的参与与回应。

　　从现实层面看，当前的戏剧批评仍面临专业声音不足、表达情绪化、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创作者的实践视角在此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熟悉创作过程、舞台逻辑与艺术困境，其适度介入能够弥补评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使批评减少空泛判断，更贴近艺术本体。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取代专业评论，而是在多元主体格局中形成补充关系。其边界也由此变得清晰，既避免回到单一权威，也不放弃实践经验的表达空间。创作者在场应当保持必要的节制与自觉，可以阐释创作思路，但不垄断文本意义；可以回应讨论，但不压制不同声音；可以关注市场反馈，但不将批评转化为宣传工具。只有在平等、开放的前提下，创作者的参与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在新大众文艺与新媒体共同塑造的当代格局中，戏剧批评正在由单一主体转向多方参与的公共空间。专业评论、大众意见与创作者视角相互补充，有助于形成层次丰富、运行有序的批评生态。创作者的在场，不只是增加一种声音，更是在不同经验之间建立连接，使批评获得更强的解释力与现实感。面对不断扩大的传播范围与仍待提升的大众审美能力，创作者基于实践经验参与讨论，以专业视角帮助观众理解作品，正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回应。从这一意义上看，创作者不在场，反而可能构成当代戏剧批评的一种缺失。（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