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 波

　　《植物学家》的影像世界是静谧又诗意的：在新疆伊犁的乡村，一位哈萨克族留守儿童爱好收集植物制作标本，而他自己似乎也正以植物的方式存在着，像一株被风吹动却始终扎根于土地的草木，摇曳又禁锢。这部电影摒弃了一般电影叙事的情节冲突和戏剧张力，以一种类似植物学观察者的目光，凝视着生命如何在孤独与思念的土壤中悄然生长。它是一部关于孤独的电影，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个关于观看、记忆与存在的诗化寓言——在其中，植物既是叙事的对象，也是叙事的方法，更是存在的隐喻。

　　一

　　影片的主人公是这样一位哈萨克少年，父母远在他乡打工，他与年迈的祖辈相依为命，他的叔叔神秘地失踪了，他的哥哥从大城市返乡后又再次出走，甚至和他一起玩耍、让他在懵懂之中暗生情愫的汉族少女也要随着家人离开，去上海了。这样的设定很容易陷入忧伤甚至苦情的窠臼，但导演选择了一条迥异的路径：在笔者看来，电影中少年的情感状态更多地是被描述为“麻木的思念”和“日常的孤独”——一种长期浸淫在离别之中而形成的钝痛。这不是戏剧性的痛苦，而是一种渗透在日常生活毛细血管里的存在状态。风吹过树枝，树枝随之摆动，但树的根仍在原地；同样，少年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摇摆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他在行走、游弋、幻想与做梦，但他的生命根基仍深扎于这片土地，也被其束缚。当然，他的日常状态，在电影中被亲近的人的又一次离别重新唤醒了，他呈现了从内心到行动上的微妙变化，但它们不指向激烈的情感和事件，一切都像风吹过树枝和草木一样。这种独特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生命状态，构成了影片情感表达的基本韵律。

　　进而，电影将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冲突“意象化”与“诗意化”。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戏剧性的重逢，没有刻意的泪点。相反，导演将镜头对准那些被日常忽略的瞬间：阳光透过树叶在地面投下的斑驳光影，晨露在花瓣上凝结又蒸发的循环，少年手指轻轻触摸叶片脉络时的专注神情。这些美好的瞬间被精心采集，像植物标本一样被“凝视、把玩、分析、展示”，从而从风景的一部分转化为记忆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看似没有血肉之躯的植物，比人物更加长久地存在于叙事之中，成为情感的容器与时间的见证。

　　这种非情节化的叙事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叙事骨架——不是线性的因果链条，而是分叉的枝蔓，层层叠叠的细节如同植物繁茂的叶片，纹路清晰却又不失生机。因为事件的局部和细节通过不可见但真实存在的情绪乃至诗意的根茎连接，从而具有了很强的“形散神不散”的松弛感与自然美学。观众不是在追随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而是在感受一种生命状态的绵延与变化，这是一种大胆的叙事实验，在自然松弛的叙事中，它引导观众部分放弃对“发生什么”的期待，转而沉浸于“如何存在”的体验之中。

　　二

　　《植物学家》的影像风格与叙事策略非常统一。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动物、自然光的运用，所有这些元素共同营造出一种真实质感，但因为新疆这个物理空间是相对独特的，特别是在山川河流、植被风貌、民族风情乃至语言文化上，这使得一定程度上说“真实”就成为了“奇观”。电影不仅通过这样的自然捕捉，也让影像在悄然滑入幻想与梦境领域时呈现出颇具设计感的“震颤”效果：日月的自然光线下，不同角度的流水和树木随着情绪散发着脱离现实的不真实感；手电的光影在植物间的游移让世界如同“影戏”，植物的影子在墙上舞动，仿佛有了生命；哥哥带来的舞厅废弃的光球在破败的草料房内闪耀，带着淡淡的戏谑，也在这个隐秘的“自己的房间”里安慰着少年的忧伤；梦中草场上的夜火有些决绝却也不那么绝望，似乎也有着轮回和新生的契机；几个关键的梦境场景中，植物干脆真的就“活”了过来——枝条如同手臂般伸展，叶片如同面庞般转向镜头，这些“树人”的出现既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点睛之笔，也是少年内心世界的外化。在这些时刻，植物不再仅仅是背景或道具，而成为了与人物对话的存在，光影让诗歌与传说中承载于植物上的诗意更直观地诉诸于视听，一种“泛灵论”甚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跃然于银幕之上。

　　更进一步说，影片具有克制的浪漫主义甚或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诸如动物开口说话、传说故事的超自然性，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奇观性体现出来的一样，但影片并未过度释放魔幻现实主义所谓的想象力，比如植物可以在梦境里“活”过来成为“树人”，但它不能直面观众。这样的克制是有价值的，少年的思念能够依托植物抒发这种情感，但哈萨克族关于植物的古老传说如果以“更可见”的方式介入叙事，现实与幻想的边界可以更加模糊不清，影片的基调可能也会远离一位孤独留守少年的外在生活逻辑与内心情感逻辑。对于拍摄长片首作的青年导演而言，这样的克制并不容易，也似乎更具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生活质感基调上的真实与幻想交织风格，也使得影片在表演上，试图追求布列松式的“模特”效果——非职业演员以最小化的表情和动作传递内在情感。这种风格在理论上是契合影片整体美学追求的，在实际执行中也被贯彻得较为成功。演员的克制整体上达到了“精准传达”的效果，少年的沉默内敛恰到好处地传递出内心的波澜。当然，如何避免有些情况下，这种克制显得缺乏“方向感”，动作的目的性不够明确，使得某些场景在“原生态的自然”与“设计过的简约”之间游移不定，也是一个更高要求下的课题。

　　三

　　《植物学家》是一部看似温和，但带着很强的探索性甚至是先锋性的作品。正如任何勇于探索的作品一样，《植物学家》也有其不尽人意之处。笔者以为，一个可以更有意思的角度在于：植物学家这一身份的设定并未得到充分的知识性支撑，“植物”更多地是作为了整体，而非有辨识度有差异的个体。少年对植物的热爱在影片中被表现为一种相对模糊的情感联系，而缺乏具体的知识维度——他研究什么植物？对哪些物种有特殊的情感联结？他的植物学知识与哈萨克族传统植物知识之间有何关系？更多关于具体植物名称、特性的描写，不仅能丰富人物的专业性，也能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认知锚点，让植物学的视角真正成为理解世界的独特窗口。这些可以增加“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细节被相对忽略，使得植物学家的身份在成为一个诗意存在的过程中，没能完全有机融入更明确、更偏执的热爱。

　　尽管如此，《植物学家》依然是一部值得认真对待的优秀作品。在一个电影越来越依赖于高速剪辑和感官刺激的时代，甚至是AI冲击人机融合的时代，它选择了一种“逆潮流而动”的静谧与克制。它提醒我们，电影不仅可以讲述“发生了什么”，还可以呈现“如何存在”；不仅可以用戏剧冲突打动人心，还可以用日常生活的肌理触动灵魂。影片最动人的时刻往往发生在那些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的段落中——少年静静地观察一株植物的生长，光线在叶片上缓慢移动，时间仿佛被拉长，观众被邀请进入一种近乎冥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与少年一起，重新学会了观看，学会了等待，学会了与孤独共处。

　　说的更“存在主义”一点，《植物学家》向我们展示了植物视角下的时间感——生长是缓慢的，变化是渐进的，孤独是难免的，离别是暂时的，土地是永恒的。在“存在与时间”的意义上，影片本身可能就是一株需要耐心观察和培育的植物，风中摇曳又静默如枝，它不会在第一时间捕获所有观众，但会在那些走在“林中路”上愿意停下脚步、俯身凝视的人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