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柯得

　　多数基层院团、地方中小剧种与濒危剧种并不都处于有戏可排、有舞台可上、有技术可用的“富贵状态”。它们往往多年排不起新戏，无力运用新技术，连“赶评奖、赶节庆、唯上是从”的资格都谈不上，只能束缚在没人、没钱、没舞台、没观众、没传承的困境中。这些“基础病”缠身已久，病得也重，却得不到有效医治。其根源在于机制缺位、保障不足、体系失衡、用人失当等问题，缺乏动真碰硬，对症施治。

　　沈勇先生《是病就得治》一文，对急功近利、唯上是从、技术迷信、跟风模仿四大戏剧行业病症进行了中肯的批评。

　　在深入学习贯彻《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 年）》（以下简称《计划》）的当下，我们还应认识到这四病主要是各地头部院团、大剧种在获得充足政策支持、资源配套、技术赋能之后，在创作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富贵病”。这类病的滋生，固然与专业人员的认知错误、心浮气躁、创作依附等创作操守问题有关，但根源在于行业评价体系与资源分配机制不完善，以及制作生产决策者的导向偏差上。除此之外，全国348个剧种中，大量基层院团所面临的关乎戏剧行业底盘、决定无数剧种生死存亡的“基础病”则更应该引起重视。

　　“富贵病”：机制不完善，导向有偏差

　　沈勇先生指出，“急功近利病”的表现是创作沦为“速成快餐”，此病的根源是背后不当的文艺政绩观在作祟。当院团的经费拨付、评级考核、职称评定与年度新创剧目数量、是否上国家级节庆、是否拿省级以上奖项进行强绑定，当项目申报普遍要求当年立项、当年创排、尽快验收，创作者便失去了“慢下来打磨”的空间，也没有了对“快”说不的底气，并非其不想沉下心创作。所以“将艺术品质、群众口碑作为核心考核标准”首先应是规则制定者、创作生产主导者的共同认知，不能仅寄希望于创作者个体的创作修为。

　　对于“唯上是从病”，作者直言戏剧创作被异化为“政绩载体”。非艺术因素过度干预创作过程，出现“依附于权力、依附于政绩、依附于功利”“创作者成了被动的命题写手，舞台沦为地方宣传片”等状况。此病核心还在于制作生产欠缺民主集中机制，“从”上逼“下”，违背艺术规律。《计划》明确要求斩断功利干预，建立专业立项论证机制，让艺术专家委员会把牢立项关。若能如此，即便创作者接受了“命题作文”，也要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同时，也能避免不“从”就拿不到项目和经费，甚至连基本的创作与生存空间都没有的状况。反观一些更基层的院团，“上”无作为，漠然置之、无欲无求，导致专业传承与创作演出无可“从”者，这就是“基础病”。

　　“技术迷信病”也并非仅源于创作者个人对炫技的执念。在许多地方的评奖中，“创新”往往和“技术升级”划等号，制作不大、技术不新的剧目往往不被待见。所以对于技术应用，行业主导者和评价体系首先要有正确的认知导向，同时也要给创作者运用技术的自由。

　　“跟风模仿病”是“急功近利病”在题材上的投机表现。“跟风创作”“复制爆款”既是在功利主义导向下丧失艺术原创与探索精神的结果，也是创作惰性的体现。“主创同质化”主要表现为习惯性、长期性起用熟人、名人。成熟的艺术家和名家在质量上有一定的“安全”保证，而新人和他们有独立思考的原创创作，往往被认定为存在风险。用熟人和名人无可厚非，但名气是把双刃剑，这类创作者常常项目过载，创作精力有限，合作过程中行业主导者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无力干预。在问责机制不成熟的情况下，“熟人”“名家”的“安全创作”又可作为免责的“挡箭牌”。

　　“基础病”：资源太匮乏，生存难以为继

　　我们除了要关注创作、生产中的“富贵病”外，更应重视关乎剧种生死存亡的“基础病”。多数基层院团、地方中小剧种与濒危剧种并不都处于有戏可排、有舞台可上、有技术可用的“富贵状态”。它们往往多年排不起新戏，无力运用新技术，连“赶评奖、赶节庆、唯上是从”的资格都谈不上，只能束缚在没人、没钱、没舞台、没观众、没传承的困境中。这些“基础病”缠身已久，病得也重，却得不到有效医治。其根源在于机制缺位、保障不足、体系失衡、用人失当等问题，缺乏动真碰硬，对症施治。

某基层院团演出现场。（图片源于网络）

　　传承断层是不少濒危剧种的“基础病”。当剧种的活态传承随时可能断代，完整的行当传承成为奢望，关乎剧种本体的声腔、独有剧目、独特技艺等失传或濒临失传，建立濒危剧种传承长效兜底机制便迫在眉睫。最近笔者跟随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课题组，对失传和濒临失传剧种展开调研，发现了诸多令人痛心的情况：

　　某基层剧团数年前招了一批年轻学员开始启蒙培养，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艺术家带着生病的老伴异地安家，和剧团的一批老艺人一起教学。在学员有了一定基础后，他们又指导排演国家级非遗连台本大型剧目，已恢复排演了多本剧目。但原来答应给学员的编制因为“新官不理旧事”解决不了，学员进不了团，大半流失，教学团队也只能解散。

　　另一剧团的国家级传承人组建教学团队，在当地的职中选苗子培养，数年耕耘颇有成效。但最后因考试内容不侧重专业，只有一个孩子考进了团里。该团原来培养的很多演员，接近成熟担纲，却接连被调离剧团转入其他的非专业岗位。目前能考进该团的新人，专业往往跟戏剧没关系，且因年龄和兴趣所限，转向学戏是勉为其难。想从民间或异地招人才，进编和待遇则受政策限制，临时聘用又留不住人。

　　这些团为传承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成了“烂尾工程”，何其可惜。所以要守住、保住剧种的根脉，这些具体的问题要得到解决。政策文件要能真正落地，内化为地方主政者的主观能动和积极作为，转化为创新谋变的行动。

　　用人、任人机制的疾症，是很多“基础病”得不到诊疗的关键。很多地方管剧团、剧种的干部队伍中，没有一个是学戏剧戏曲的，也很少有干部去钻研主管工作的必备知识。更有甚者，不咨询、不学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非常任性地进行管理。基层院团负责人不懂戏、不爱戏，对传承和专业创作不重视，热衷于剧团出任务、搞宣传的却大有人在。

　　最近一个县剧团的剧院被主管部门收回，计划改建成县博物馆。可供博物馆使用的房屋并不少，为什么非要拆改这一该地国家级非遗剧种唯一的正规剧场，也是该地级市内数一数二的优质剧场呢？当把舞台、观众席、排练场都拆改成博物馆展厅时，这些文化干部就没有点“恻隐之心”？真下得手？何况就在今年春节，该剧团从正月初二到十五还奉命在县广场搭台进行公益唱戏，下雨都有数百观众打伞看戏。该地的观演生态不算薄弱，该团给地方财政的“负担”并不重。他们的老团长给笔者看了他扣除社保后仅几百元的工资入账通知，其他年轻和临聘人员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有好几个基层国有院团反映国家送戏下乡的演出任务，被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分出一部分给有关系的民营戏班。主管者对这些靠送戏下乡生存的国有院团“吃不饱”的困境置之不理，对民营戏班的演出质量，甚至上演庸俗节目，也不闻不问，还觉得是戏受欢迎的“繁荣”现象。可见基层在用人、任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底层困境的首要原因在于经费得不到保障。动辄千万的制作成本，眼花缭乱的技术堆砌，是底层剧团不能想象的。他们一年的运营经费，不及头部院团排一部戏的零头。老艺人的传承补贴无法按时发放，几十年没排过新剧目的院团也不在少数。当地方资金扶持大多向“评奖戏”“节庆戏”倾斜时，基层濒危剧种院团的日常运营、传承保护，却很难获得有效支持。在项目申报制的拨款体系中，他们的项目很难被重视，难以得到立项机会。即便获得“撒胡椒面”式的资助，完成项目的艰难过程也令人唏嘘。

　　某剧团的一个创作项目中，主演身上的一套红军装是花十五元在网上淘的。但他们立足剧种本体的作品和投入千万的剧目一起展演竞艺，很多权威专家却都肯定他们在艺术上并不输人。

　　《计划》提出“分类施策”，正是破解“一刀切”病症的良方。过往大量戏剧扶持政策落不了地，核心问题便是执行中“一刀切”——不少地方用同一个标准考核头部院团与基层院团，用同一个要求约束繁荣剧种与濒危剧种，造成能拿扶持的拿到手软，申报门槛都够不上的自生自灭。同是国家级非遗剧种，待遇却天差地别的现象客观存在。所以只有建立分类施策的政策适配机制，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到关切扶持的实处和源头，实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并举。

　　文化保护中的认知偏差迫切需要正本清源。不少地方把戏剧非遗当成文旅噱头和政绩名片，只注重商业化消费，不尊重艺术规律，为了流量随意篡改剧种本体、消解艺术特色，结果导致剧种越改越没样，传承越做越走样。对此，仅靠个体认知进行调整远远不够，必须从制度层面严格守好剧种的艺术本体与文化根脉。

　　比如，有的大戏剧种热衷搞戏歌、搞大型乐队，甚至移植西方的音乐形式，却对自身原有的多声腔、曲牌、剧目传承不感兴趣，任由剧目单调重复、呈现方式固化。几个调就能演几个戏，丝毫没有剧种传承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有的剧种以“高腔”之名申报非遗，却只唱或只能唱西皮二黄的弹腔。有的剧种演员以讲准、讲好剧种的方言为耻，主动向普通话或大剧种语言靠拢，进行自以为是的修饰。有的剧种现在基本招不到以地域方言为母语的小学员，剧种的语言根基渐失。这些都需要主管部门的主要管理者懂剧种、懂戏剧、懂文化，才能做好监督、指导、帮扶的工作。

　　总之，富贵病也好，基础病也罢，如果讳疾忌医，“再好的计划，落不到实处，就是一纸空文；再猛的良药，病人不肯吃，也是白搭。”政策能否落地，关键在于基层主导落地者知道“调什么、治什么、谁来治、怎么治”。

　　近期，某地今年的艺术创作工作会召开。从其官方公众号的报道文章中看，居然对《计划》只字未提，对《计划》中创作提质的核心专项举措和指导避而不谈。如果政策执行主体、资源分配的掌控者，本身就是现有乱象的既得利益者，那他们自然就没有动力去斩断功利干预，改革评价与分配体系，以及对症治疗“富贵病”“基础病”。如此一来，心怀责任、久久为功、耐心细致更成奢望。

　　所以，我们还是要和沈勇先生一起大声呼吁——“是病就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