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米乐

　　《谁是曹操》是作家东君以古典小说为养分，注以现代奇想的短篇小说集。该书取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借助零度叙事，对文本进行解构式创作，使传统人物得以去符号化。其客观冷静的叙事口吻和行文的大量留白，与作者笔下遵循社会既有规则的残酷世界形成巨大反差。作者在古典文学中提取当代写作范式，在古典再造的实践进程中，力图为读者开辟喧哗时代的精神出口。

　　东君的书写强调解读的多元化、流动性，这正是小说解构式创作的魅力所在。东君擅长对人物、情节的描摹，他凭借另类的视角解读人物的生存状态，打破人物的单一性、脸谱化。在《谁是曹操》中，他脱离传统“汉朝正统”的角度，以曹丕的叙事视角对曹操进行了多面刻画。曹操既是冷酷无情、持“以战止战”之见的将领，也是爱护亲子、对曹冲怀舐犊之情的父亲。《石头记》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将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形象结合，对传统人物、情节加以颠覆性处理，制造陌生化效果。再看《与杨志共饮》，作者不取杨志失陷花石纲丢官后被迫变卖祖传宝刀的情节，而将其还原为在生计和身份尊严间游走不定、挣扎无果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是由千百层皮组成的洋葱”，东君解构传统古典小说对人物的单一处理，试图还原人性的复杂和人物所处境遇。他在文本中注入现代性眼光，依托人物形象与叙事视角的双重革新，展现“延异”的核心本质，同时向读者暗示了当代精神困境。

　　这种困境无疑是具体的、带有时代烙印的，其生成始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缺罅，最终聚焦于个人身份认同，既显现了作者对古典小说的批判性吸收，也蕴含着对时代的深度思考。曹操的儿子只是曹操的化名，而穿红色袍子冒充曹操的人却无法成为曹操，这些语句在制造小说冲突的同时发人深思。东君以“你杀掉曹操就能成为曹操”的荒诞逻辑，指向至高权力对人性的诱惑。曹丕模仿曹操的行事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和实权，曹冲以死亡反抗“成为曹操”的最终叙事，以截然不同的选择印证了相反身份认同导致的生命可能。杨志为欲望与生计所迫对高俅低眉奉承，却因“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的虚假身份而保留最后的自矜。东君在文章开头落笔的“刀在，杨志在”为其写下了命运的谶言，祖传宝刀在成为他身份象征的同时也为他构筑了精神的枷锁，推动他一步步终至无可挽回的境地。

　　身份认同的焦虑在《石头记》中达成了极致的共鸣，与此同时，东君通过巧妙的叙事设计体现角色对既定命运的反抗，为当代人提供精神启示。石猴、斗战胜佛，再回归顽石，孙悟空始终陷于“人不人，猴不猴”的认知囹圄中，并在意识到西行不过是佛祖设定好的一场游戏后丧失了对身份的最终确认。东君将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命运交织，认为贾宝玉在大观园中良金美玉的幻梦，不过是家族、父权为鸟儿打造的牢笼。而孙悟空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贾宝玉雪地出逃舍弃荣华，通过精神出走的方式挣脱束缚、追寻纯粹的本心，正是东君以先锋性写作触及“我在”内涵，以思辨映照世态人情的当代回应。

　　作为故事新编，东君在《谁是曹操》中留下了对鲁迅“看与被看”的共振与延续。东君对文本的处理，难免引发读者对鲁迅叙事方式的下意识比对。鲁迅的“看与被看”，目的是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而东君的“看与被看”，在呈现深刻主题的同时，更构建了新的观察视角。《好快刀》中看客聚集，人群中有人想蘸血治痨病的场景像是全盘延续了鲁迅的思路，然而东君使“被看者”成为自己的“看客”，赋予“被看者”主体性。第一人称视角拉近了感官体验，当凝视穿透文本边界，读者无法做到置身事外，文本也由此产生更为刺骨的反讽效果。

　　东君保留了古典小说惯用的留白。小说的留白并非简单省略，《谁是曹操》并没有直接描写曹操对胡女的处置，仅以两位属官“心照不宣的笑容”轻轻带过。《石头记》的最后，贾宝玉离家出走，却在老翁哲思性的话语影响下停下追寻林黛玉的脚步，高潮处的戛然而止为文本蒙上一层朦胧意境，在古典韵味与先锋写作间架起精神桥梁，以今人之笔完成对古典小说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留白，与东君“看与被看”的延续相互辉映，给读者更为广阔的自我探寻空间。更进一步说，东君通过“意临”的叙事手法，在文章中悄然流露“隐含作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与读者展开深度精神交流，使答案不再是说教，而存于个人选择。

　　从人物解构到叙事革新，从主题映射到艺术表达，东君的“意临”与留白，使他的古典再造超越技巧层面，上升为深刻的精神姿态。这些小说不是简单的故事新编，东君以解构式写作使古典小说成为当代精神的寄托，大篇幅的留白为读者营造独自思考的空间，引导其不断观照自身。在追问中，我们得以获取时代最真实、最珍贵的自我审视，这或许就是东君在喧哗中为我们留存的一方精神出口。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