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若文

　　近几年来，在表演艺术领域，机器人不再被视为单一的工业产物或自动化的工具。在艺术实验里，机器人、人工智能逐渐与自然生态的想象融合，机器被赋予了生命的律动、动物性的本能，甚至表现出与环境共生的情感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器的自然化已然成为机器人表演艺术中颇具影响力的审美趋向。

荷兰艺术家伊普·范·刘文斯坦的概念艺术作品《多元化的单一种植》

　　以欧洲为例，荷兰艺术家伊普·范·刘文斯坦将机器人视为重建生态平衡的重要环节。在毒毛虫泛滥的季节，他设计的诱捕机器模型会“吃掉”树上的害虫，并将毛虫“消化”，转化为生物电能，最终再排泄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概念艺术展出，并未真正用于现实中的生态治理——毕竟对复杂自然生物链的干预需要极为谨慎——但艺术家使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与科技边界的松动，机器与自然共生的想象开始变得触手可及。

　　另一位荷兰艺术家伯拉姆·艾伦斯的作品《母与子》，则带来了更生动的体验。两台黄色的库卡机械臂被安置在岩石之上，演绎了一段如同“亲子”的互动。大机械臂缓缓俯向小机械臂，像在低声安抚，又像在不断调整姿态，关注着小机械臂的一举一动；它不断将小机械臂与人群隔开，就像动物在保护幼崽。小机械臂则对涌动的人群充满好奇，不断向外试探，直到大机械臂仿佛耐心耗尽，突然俯冲过去将其制止，像在呵斥不听话的孩子。随后，一大一小又恢复了平静，在轻缓摇动中重新同频，像母亲哄睡了孩子，自己也进入了睡梦。此刻，象征现代自动化生产工具的机械臂似乎褪去了冰冷的质感，它们显得温存、好奇，甚至带有难以捉摸的性情。这段“母与子”的互动，以细腻的动作编排，呈现出极为自然又具有戏剧张力的观感。艾伦斯曾提到，创作《母与子》时，他被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形态和动作所吸引。面对不断演进的人工智能，他在作品中发问：自动机器是否也可以具有生命的律动？艾伦斯没有给机器套上仿生的外壳，而是保留了机械原本的样子，仅仅通过动作的编排和互动的节奏，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超越物种的生命力。作品通过动作韵律与互动关系作为“生命感”和“自然感”的触发点，而不是依靠对动物外表的摹拟，这个艺术实验作品向我们展示，冰冷如工业机械臂的装置，也能通过互动呈现出生命的活力。

　　如果说艾伦斯通过动作编排与情境叙事使我们看到机械的“生命感”，那么比利时艺术家雨果·德哈斯则进一步将“生态演进”的想象推向更深的技术层面——机器如何在表演和交互中“成长”？在作品《简单机器》中，德哈斯从一个充满讽喻意味的问题出发：如果机器人可以取代舞者进行表演，那么能否进一步压缩成本，不仅缩减购置机器人的经费，也一并减少人工编舞的劳动量？于是，他在作品中想象了繁殖小机器人的场景，并让观众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来贡献免费劳动，用于小机器人的程序学习。在《简单机器》怪诞而讽刺的世界里，裹着厚重硅胶外衣的机器幼崽渐渐长大，褪去硅胶皮肤，直到完全露出全身的金属部件，“长成”机械身体，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正式上岗工作了。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型机械臂、组合单元式机器人和爬行机器，一边按照艺术家预设的编舞相互配合着，一边在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中学习着新动作，因此表演中充满着不可控变量和幽默情境：一只机械“毛蟹”横冲直撞地爬向观众，常常需要观众伸手把它移回桌面，同时，两只练习“打架”的毛毛虫机器似乎随时会从桌面坠落……十几台小型机器人同时开动，艺术家与观众往往手忙脚乱地救场，现场呈现出一种无序又有趣的微型生态：通过机器人之间的交互，以及它们与人类看似混乱的接触，机器人仿佛也在“适应环境”，调整出各异的动作模式，在实时学习中展现出类似生命演化的痕迹。

　　在这些作品中，机器人呈现出各种“自然化”的状态：范·刘文斯坦的捕虫机器人“参与”了自然生态的食物链，吞噬害虫成为它独特的新陈代谢方式；艾伦斯的设计中，原生态式的机器母子互动在细腻的动作编排下显现出温情；德哈斯作品中的机器则超越了固定编程的动作，在实时交互中自主学习，混乱的过程和近乎野性的冲动更让机器学习展现出有机的质感。这些表演艺术作品对于机器的“野性”和“生命力”的多元探索，不仅带来了新的舞台形式和审美风向，同时也在逐渐影响现实中的人机交互设计。在多元的生态化想象中，那些看似不完美的、被原始本能驱使的机械，不再是程式化的执行工具，而正因为那些不可控的瞬间，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类似生命的温度。这亦涉及人类共情的深刻话题——我们往往不会对完美无缺的个体产生共鸣，而恰恰是那些套路之外的、略显笨拙的奋力探索，往往带来最触动人的时刻，成为人类投射生命感的锚点。如今，许多社交机器人的设计也开始借鉴这种思路，不再一味追求拟人或仿真的外表，而是尝试引入一些“自然感”和“不确定性”，使人类用户也能够更自然地接触机器宠物、机器人园丁和机器人护理员等逐渐普及的社交机器人。自然化的设计让人们更愿意将机器人当成伙伴，而非冰冷、僵硬的机械工具。

　　这些来自欧洲的艺术探索，也在回应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西方现代思想常将“文明”与“野性”对立起来——“文明”代表着以秩序、理性和进步为核心的现代西方社会，野性则意味着一切与自然相关的混沌、非理性和需要驯服的对象。学者杰克·哈伯斯坦的著作《野性之物》中指出，这种二元对立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并提出警示，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落幕，然而这种二元分化仍延续在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将世界切割为“驯服者”和“被驯服者”，同时，驯服自然的思维也伴随着对野性力量的渴望和对野性对象的占有，将自然之物想象为宠物化的或是神秘化的他者。但有趣的是，这些艺术家通过机器人艺术反思了这种分野和对立：机器人既是高科技文明的产物，又是一种不断生长的科技物，它们不再是被驯服的对象，也不是供人猎奇的异域情调，它们在秩序和野性之间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位置，适应周围的情境与环境。

　　这不由使我们想到中国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与万物从来都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整体。这让我们对“野趣”的想象脱离驯服与被驯服的对立关系，从而具有更为多元和开放的空间。这些艺术家对于机器人与自然的探索先例，也为中国未来的科技景观提供一种思路和启示：我们如何以中国式的智慧来看待人与科技的共存与共情？在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什么是科技与自然和谐并存的中国式想象？科技与自然的融合如何超越艺术想象，参与社会应用层面的可持续性建设？当这些野蛮生长的机器人作品走进现实，它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更迭，更是一种邀约，邀请我们放下对“完美控制”的执念，打开思路，想象一种人与科技、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学者，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