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亦水

　　2026年的春天，对于中国影视行业而言，注定是一个被数智时代的技术浪潮所深刻标记的时间节点。

　　从年初的多模态视频模型Seedance2.0，到AI短剧、漫剧等在流媒体平台上的密集出现，AI技术的广泛应用正使之从辅助创作迈向主导生产的身份转变。在此语境下，3月18日，曾出品《安家》《兰陵王》等热播剧的耀客传媒通过官方微博宣布了一项由AI演员取代人类演员的颠覆性举措：正式签约名为“秦凌岳”和“林汐颜”的两名AI演员，它们将于4月上线的AI剧集《秦岭青铜诡事录》中担纲角色。

　　与此同时，有消息称国内多家头部长视频平台正悄然推进“主角真人、配角AI”的制作模式，甚至有“男二以下全部用AI”的相关方案，这对于影视行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此语境下，那些早已在科幻作品中预演的场景，正如科幻电影《未来学大会》中女演员被迫将自己的数字形象卖给片方、从此被困于虚拟世界的反乌托邦寓言，似乎在一时间成为关乎当下人类演员生计和职业尊严的紧迫现实。

　　重新审视表演的本质与演员的价值

　　要进一步理解AI演员对行业的冲击，首先需回到“表演”这一职业本身的美学与哲学思考上来，这并非仅限于人类或AI的表演技巧优劣之争，而是关乎艺术本体的核心追问。

　　一方面，从“表演”这一职业本身来看，真人演员的表演在本质上是一种“肉身在场”的创造。人类演员的身体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活的身体”、是意向性与情感的直接载体。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所追求的“体验艺术”，其所强调的是演员如何通过自身的情感记忆、感官体验与心理驱动，从而将角色的灵魂注入身体。

　　这种表演的真实感，源于其不可复制的灵韵。20世纪早期媒介哲学家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会丧失其具有的独一无二性的灵韵。当今数智时代，AI演员的出现，可以说是对“活着的身体”的某种“去灵韵表演”。

　　真人演员面部每一丝微表情的颤动，不仅仅是肌肉的物理运动，更是内在心理活动的外化。例如，一个演员在表现悲痛时，其眼神的微妙变化、鼻翼的翕动、嘴角的抽搐等微表情，都是由内而外、生理与心理相互激荡产生的复杂过程，这意味着每一个人类演员对于喜怒哀乐等情绪的表演方式都不可能一模一样。但对于AI演员来说，无论其算法如何精妙，其生成的面部运动本质上是基于数据集的概率统计与模型拟合，都是对人类表情的一种拟像化的模仿。它可能做到精准，甚至完美，但恰恰是这种完美缺乏了真实情感流露时那种不可预测的，甚至略带瑕疵的生命质感。并且在目前的技术阶段，AI表演往往具有“恐怖谷”效应，即当AI生成的图像无限接近人类却又终有细微破绽时，反而会引发观者本能的不安与排斥。这种不适感，或是人类对自身情感复杂性与非理性维度的一种深层捍卫。

　　但在另一方面，从技术迭代与行业革新的角度而言，AI演员的登场背后蕴含着推动影视艺术向前演进的积极潜能。正如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传统生产方式形成某种创造性破坏，AI演员的出现亦在倒逼整个行业重新审视表演的本质与演员的价值。

　　理论上而言，AI演员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鲇鱼效应”。当技术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生成大量程式化、类型化的表演时，那些依赖固定套路、缺乏内在生命力的人类演员或注定首当其冲地被技术时代所淘汰。因而在理想层面，AI演员的出现或能有效推动演员群体回归演技本位、摒弃流量依赖的不良积习。

　　“数字缪斯”难以承担人的文化使命

　　从大众文化生产层面更进一步思考，当“演员”身份上升至“明星”，就意味着其魅力不只来自表演技巧，更源于其作为身体在场之于大众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一直以来，那些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演员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想象的符号性身体。在明星研究学者理查·戴尔看来，“明星”并不仅仅是影像中的表演者，而是一种由银幕形象、公共话语与社会欲望所共同建构的社会角色。而观众对明星的迷恋，正是对其独一无二的身体、情感、气质与生命经验的综合投射。而当AI演员开始以“数字缪斯”的姿态登上舞台，肉身就变得不再神圣，形象因此可以被无限复制与算法重构，戴尔所描绘的那个以“人”为核心的明星神话，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解构。

　　从资本视角看，AI演员的确堪称完美，它们不会“塌房”、不会违约甚至不会衰老，恰似科幻电影《西蒙妮》中完美得无可挑剔、无比顺从的虚拟女星，以及《她》里面能以其永远温柔、永远善解人意的完美人格满足人类对亲密关系的全部想象的操作系统。作为明星的AI演员的那种高度可控的生产属性，无比契合资本对“数字缪斯”的稳定性与完美性的追求。

　　但是，恰恰是这种“完美”，反而潜藏着一个更为深层的悖论：毫无瑕疵的“数字缪斯”，它们能否或者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载“活的身体”所蕴含的人性魅力及其情感力量？

　　换言之，倘若AI演员仅仅是“演技更好的虚拟偶像”，如洛天依、初音未来等，那么它们或许能够满足资本的逐利逻辑，却未必能承载自电影诞生以来便由身体所承担的文化使命。例如，我们为何青睐那些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和努力的草根演员？我们又是如何频频为那些身体力行、不畏艰难的敬业精神而感动？因为他们在银幕之外的真实经历中，以和我们一样的肉身完成了某种我们渴望却难以企及的超越，正因为我们看到了那种对梦想的坚持、对自我的突破，所以才形成了一种“人同此心”的共鸣。

　　相比之下，作为“数字缪斯”的AI演员之“完美”则在根本程度上消解了这种碳基生命的情感共鸣，其所提供的乃是一种被预设的、去历史化和现实性的情感对象。在那完美无瑕的躯壳之下，人类观众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痕迹或身份投射的想象。

　　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在AI演员与人类演员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正如有史以来技术的演进从来不是一条单向度的替代之路，而是一场需要辩证审视的复杂博弈和思考过程。

　　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渗透已呈现出不可逆转且普及化的飞速发展之势。早在2016年，英国电影制作人奥斯卡·夏普便联合纽约大学研究员罗斯·古德温，尝试使用名为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的循环神经网络编写科幻短片《太阳之春》的剧本，开启了AI参与影视创作的先河。2025年，巴基斯坦青年导演法尔汉·西迪基制作了长达55分钟的AI概念电影《下一个萨拉丁》，展示了AI技术在叙事构建上的潜力。同年，由荷兰演员兼制片人伊莱恩·费尔登及其公司创建的AI虚拟演员蒂莉·诺伍德首次亮相苏黎世电影节，引发好莱坞的强烈反对。更具争议的是，已故美国演员方·基默将在即将上映的电影《深如坟墓》中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出演”……这些都不无标志着AI复活已故演员的商业化尝试正在成为现实。

　　但在另一方面，制度层面的回应亦同步展开。在2023年好莱坞编剧与演员行业持续百余天的大罢工期间，演员们成功争取到约10亿美元的合同与AI使用保护条款，其核心内容包括：禁止未经同意扫描演员面部，禁止“买断数字形象永久使用”，要求AI使用必须付费且经授权；编剧工会则争取到AI不能成为剧本作者，人类编剧有权拒绝AI参与的关键条款。这意味着至少在美国影视行业里，AI工具不再是资本可以随意支配的自有技术，而是被纳入劳动法律体系、接受明文规范管理的生产工具。

　　可见，AI的渗透与普及并非单纯的技术变量，而是一种必须被纳入劳动关系与法律框架加以规范的结构性力量。技术既可能成为解放人的力量，也可能成为控制与异化的工具，其关键取决于制度安排与价值导向。

　　那么，对于影视行业而言，AI无疑能够降低制作成本、拓展创作边界、激发新的影像语言，这正是新质生产力促就新大众文艺的最直观体现。但是，若任由其在数字资本逻辑下无序扩张，则可能导致对演员群体的系统性挤压，使“人”从创作主体退化为可替代的数据资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命题。

　　因此，面对AI演员的崛起，迫使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在尊重人类劳动者尊严的前提下，推动技术的合理应用与制度规范的同步完善，这既包括对数字形象权、表演权与数据使用权的立法保护，也包括在产业层面探索人机协同的生产模式，从而避免技术在数字资本无限扩张的情形下对人类的劳动异化和各种剥削问题。

　　归根结底，技术的未来终究属于人类。数智时代的终极目标并非以冰冷的算法取代温暖的生命，也不是以完美的“数字缪斯”消解真实的肉身，而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便利，并以此为支撑进一步提升文化原创力。尤其是在日益严峻的国际格局与社会语境中，更要以“重塑肉身”的方式，体现出富有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的引领意义。唯有在这一前提下，AI技术才能超越单纯的效率逻辑与资本逻辑，回归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生产，让“活的身体”所承载的意义在数智时代依然得以显现，从而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多元包容、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