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凯滨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舞龙，是图腾象征的技艺呈现。

　　将时针回拨到2026年的新春，从浙江浦江的“乡村追龙”到重庆铜梁的“全民共舞”，再到湖南汝城夜空的“香火龙璀璨”，一场场气势磅礴、人气火爆的乡村舞龙活动，在短视频的云端和线下的村庄广场间，传递节日烟火，激荡新时代乡村文化的澎湃春潮。

浙江浦江板凳龙表演

重庆铜梁龙舞大巡游

湖南汝城香火龙表演

　　这不仅是民俗的回归，更是治理方式的革新。当现场沉浸式体验与无人机影像视界的“新美”相互叠加，当一条“火龙”在众人协作之下有序腾跃，舞龙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技艺之美，更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协同、凝聚、共生。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下，这一现象级的文化景观，早已超越了传统民俗的简单复刻，成为融合数字传播、城乡互动与主体重塑的现代文化实践。

　　这一文化实践蕴含的“审美治理”意涵也愈发清晰：以美为媒，重构乡村公共空间；以艺同心，唤起集体情感记忆；以创促治，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治文化”的历史跃迁，乡村舞龙正为城乡融合、美育善治提供一份鲜活而深刻的方案。

　　重构开放共享的乡村公共空间

　　在传统文化语境下，舞龙往往局限于宗祠之内或特定节庆的家族仪式，具有鲜明的血缘排他性和空间封闭性。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舞龙从村庄公共广场上村民的自娱自乐形式，进一步拓展为互联网短视频和网络直播间里的视觉盛宴。线下与线上的场景交织，虚拟世界与现实空间实现深度融合，舞龙原有的空间逻辑因此被全然改写。

　　如今，无论是村口晒谷场、文化广场，还是村庄主干道乃至田间地头，有舞龙表演的地方很快就会汇聚一个全民共享的文艺舞台。以舞龙作为媒介，同村乃至十里八乡的村民齐聚在同一时空。这场盛大的民俗狂欢为原子化的个体创造了相遇的机会，一个基于共同审美体验的“临时共同体”迅速形成。舞龙活动所在的广场，不仅是身体锻炼的场所，更是信息交流的平台、矛盾化解的缓冲地带。通过审美活动激活公共空间，乡村治理找到了一个柔性的切入点，让“有事好商量”拥有了具体的物理载体和情感氛围。

　　同时，这一流动开放、包容共享的公共审美空间，也为城乡互动、要素互通搭建了平台。在观看表演、参与体验、点赞评论的过程中，人流与信息流的汇聚，使得城乡的文化界限在消弭，心灵震撼唤醒了沉睡的文化记忆，有利于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浙江浦江，传统的宗族板凳龙转化为全县域的旅游核心IP，看板凳龙，过非遗年，舞龙成为城乡互动的纽带，连接着游客和村民。“乡村追龙”的体验项目，让外来者介入村庄这一内部的古老仪式，开放的物理空间带来心理空间的融合。

　　而在重庆铜梁举办的马年新春龙舞大巡游活动，主动从乡村走向城市，将铜梁城作为流动的秀场，吸引了超10万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活动现场，大蠕龙、竞技龙、竹梆龙、稻草龙等十余种铜梁龙舞全谱系轮番登场，一场沉浸式非遗巡游盛宴徐徐展开。展演过程中的非遗体验活动，打破了观演界限，将文化遗产变成乐民富民的文化资产。

　　锻造乡土社会的情感共同体

　　如果说舞龙聚合的空间场域是治理的“形”，那么舞龙内外的情感凝聚则是治理的“神”。在当今快速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乡村社会面临熟人社会解体、情感纽带松弛的挑战。作为群聚性的仪式操演，舞龙在春节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以其独特的协作性与仪式感，成为修复社会关系、重塑文化记忆的集体黏合剂。

　　在贵州绥阳茅垭镇，当地在阔别八年后重启舞龙活动，乡亲们感慨“心紧紧聚在了一起”。这并非夸张的修辞手法，而是审美治理效应的真实写照。舞龙是一门高度依赖协作的艺术。龙珠负责引导、龙身紧紧跟随、龙尾灵活摆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脱节，都会导致整体功亏一篑。这种“同频共振”的身体实践，暗喻了乡村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与团结。当几十甚至上百人一同操控着一条巨龙，在汗水与呐喊中达成默契时，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与归属感便会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这种具身化的情感效应在网络上被进一步放大，将对集体的归属、对身份的认同，化作迟归游子的乡愁絮语，化成乡土文化的图腾。湖南汝城的香火龙，借助夜幕与光影，创造出震撼人心的视觉奇观，并通过社交媒体瞬间传遍全网。这种“云端围观”不仅让在外游子通过屏幕重温乡愁，更让本地村民在外界的点赞与惊叹中，重拾文化自信。正如文艺赋美乡村所强调的以文铸魂，舞龙活动通过唤醒共同的文化记忆，将个体的情感汇入集体的洪流，构建起一个超越血缘、地缘的“情感共同体”。

　　在情感治理的维度下，当有序协作沉淀为身体的记忆，以审美所标记的团结与和谐，不再是风花雪月般的点缀，而是化解矛盾、抚慰人心、凝聚共识的治理资源。

　　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创造力

　　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在于激活人的主体性。长期以来，乡村文化建设时常陷入“送文化”的单向度模式，外部力量介入过多，内生动力不足，农民往往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和消费者。然而，舞龙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所展现出的创作主体性，彰显出农民惊人的创造性和爆发力。农民自行创作、自行享用，从单纯的欣赏旁观者转身为积极的主动作为者。

　　在这一审美实践中，参与主体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与年轻化了。在江西赣州，由孩子们组成的舞龙队虽满脸稚气，却尽显虎虎生威之态；在福建，一所小学的校队载誉而归，捧回了全国大奖；在四川泸县，已然形成了“一镇一龙，村村舞龙”的壮观景象，每年演出超过万场，收入突破五千万元。更引人注目的是“新农人”群体的介入，他们带着现代的审美观念、管理思维和技术手段回归乡土，对传统舞龙进行创造性转化：轻量化龙具的研发、AR技术的融入、文创周边的开发，让古老的舞龙变得“潮”起来、“酷”起来。

　　这种主体的激活，正是文艺赋美政策所追求的内生动力。四川隆昌的“潮玩新隆昌”文旅高潮，宁夏石嘴山平罗舞龙的“出圈”传播，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舞龙不再是遗产，而成了资产；不再是守旧，而成了创新。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激发，他们在审美创造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与价值感，这种由内而外迸发出的生命力，是任何外部力量无法替代的治理基石。

　　新大众文艺不仅是传播媒介的数字化，更是审美权力的下沉。当不同平台、拥有不同身份的主体人群等都能够参与、评判并改造由传统老规矩所规定的舞龙活动时，这种审美的民主化本身便是治理现代化的体现。

　　乡村舞龙，一场关于美、关于秩序、关于未来的集体创作。透过新大众文艺的棱镜，我们看到乡村舞龙，已经超越传统民俗的范畴，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的一个窗口。它以审美的柔性力量，依凭身体的切身实践，重构乡村的公共空间，缝合断裂的情感纽带，唤醒沉睡的主体意识。

　　龙腾盛世，美育善治。坚守文化的原真性，让农民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这股舞动的龙魂赋能乡村治理，舞动的不仅是千年的非遗技艺，更是新时代乡村的和谐秩序与蓬勃生机。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