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韶文

　　用99%的篇幅呈现不太平

　　煌煌48集的大型历史剧《太平年》，其实99%的篇幅都在呈现不太平年的残忍与恐怖，唯此才更能见证那1%的太平年的珍贵、稀有，以及来之不易。这其中藏着对太平年的价值评估，也凸显着《太平年》的价值观。

　　与近年来流行的古偶剧、玄幻剧相比，《太平年》给观众的印象更像是一堂正襟危坐的历史课，为观众普及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的历史知识。其实，《太平年》充满了虚构成分，因为虚构才能增强文艺作品的戏剧性和观赏性，就好比小说《三国演义》就比史书《三国志》更具可读性，也更便于传播，连日韩读者都深受其影响。《太平年》也是这样，在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人物命运等方面“大事不虚”；而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情感冲突等方面“小事不拘”，在不戏说历史的大原则下适度提升了各种无巧不成书的戏剧性，给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情绪价值。

　　与《三体》的异曲同工

　　《太平年》的内容与质感光环遮蔽了一个创作背景，那就是该剧导演杨磊同时也是电视剧《三体》的导演。这其中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太平年》是一部面向过去的历史剧，而《三体》是一部面向未来的科幻剧。

　　依常理来说，一个导演的创作风格往往是不断重复与雷同的，比如有人专拍刑侦剧，有人专拍谍战剧，有人专拍武侠剧，有人专拍偶像剧。有些有追求的导演勇于突破自己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已是难能可贵，但突破与跨界的幅度总还是相对有限的。像杨磊这样从《三体》到《太平年》，风格反差如此之大，且都赢得好评的创作尝试则实属罕见。

　　如果非要从中找到什么逻辑规律，我想大约就是《三体》和《太平年》都在内容和主题上着力挖掘出时代的更替和人性的暗面。无论是《三体》中推理出来的“黑暗森林”法则，还是《太平年》中真实发生的吃人灭族、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都触目惊心又发人深省。

　　《三体》中科幻的未来世界完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却天才般地虚构了“恒纪元”与“乱纪元”交替出现给“三体”世界带来的生老病死、起承转合、喜怒哀乐，以及由此形成的反和平文明特质。《太平年》里的历史是可以证实的，那么笔者是不是有理由猜测“恒纪元”与“乱纪元”的灵感就来自于历史上真实的“太平年”和“不太平年”反复交替的历史规律。

　　周朝曾经是一段超级稳定的“太平年”，接下来却是群雄逐鹿、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乱纪元”；汉朝曾经拥有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太平年”，可接下来就是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时间的“乱纪元”；大唐盛世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太平年”，疆域、人口、经济在当时世界上具有碾压性优势，并拥有万邦来朝的盛世盛景，可是自“安史之乱”后，就进入了隐性的“藩镇割据”和显性的五代十国“乱纪元”；赵匡胤开北宋一代“太平年”之后，历朝历代又都是延续着建国伊始励精图治的“太平年”和王朝末世兵荒马乱的“乱纪元”不断交替出现的周期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杨磊导演在创作风格上就不完全是跳跃式走向《三体》和《太平年》的两个极端了，而是在深层逻辑上达到对物种生存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高度统一。

　　君子是乱世中的“异数”

　　借剧中人一句台词——“太平犬好做，乱世人难为”，《太平年》表达了创作者对“太平年”的价值评估。

　　走进《太平年》，千千万万中国先民在“五代十国”的不太平年景里憧憬着未知的太平年的到来。虽然最终到来的太平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算计权斗、人生失意、宿命悲剧。但相较于五代十国时那些地狱般的场景，统一安定、和平发展、生活富足的北宋前期已算是人间天堂。

　　追剧的观众是历史的旁观者，就像一个早已知道比分结果的球迷在看赛事回放。剧中人则不一样，当人们置身于地狱般的“乱纪元”生活场景时，不一定能够判断出天堂般的“太平年”一定可以到来以及何时到来。所以在那一刻，他们往往是深陷于绝望中，甚至渴望着玉石俱焚的毁灭。

　　因此，《三体》中的叶文洁才不惜冒着让地球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危险，坚持向“三体世界”回复信息。那个一再劝她“不要回复”的“三体”监听者大概就像那个世界里的钱弘俶，是一个稀有的和平主义者，但三体世界里绝大多数三体人的生存法则是排他的，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不会善待地球人。

　　“三体世界”在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经历了200多次灭绝与新生，才发展到星际航行时代，拥有了通过移民拯救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的“生存哲学”被叶文洁总结为：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求。所以在他们眼中，人类就像蝼蚁一样卑微，三体人的逻辑与信念是：毁灭你，与你何干！

　　而《太平年》里的“五代十国”同样是一种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所以我们看到了太多秉承着“生存是第一需求”的恶人，诸如食人狂魔张彦泽、灭门暴君刘承祐、卖主求荣的何承训、唯利是图的程昭悦、认贼作父的石敬瑭等等。即使如被当作正面人物塑造的郭荣和赵匡胤这类努力致太平的理想主义者，以及并非绝对反派的郭威、刘知远、胡进思等枭雄，也都有在面对生存危机之时，不惜一切杀伐决断的暴力倾向。所以这大概才是宇宙间大多数生命共同的内心底色。而钱弘俶、慎温祺、水丘昭券这类具备舍生取义倾向的“君子”，才是被人类社会偶然发展出的礼法文明浸润出来的“异数”。

　　在这些“君子”眼中，那些把生存视为第一需求的恶人与枭雄大概也是“没有底线”的。可是，上下看历史人物，左右看芸芸众生，多少自诩有情怀、有底线的“君子”其实是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温和、不那么严酷的生存环境里，一旦这种生存环境真正严酷起来，他们中又有几人能不将生存视为第一需求，进而选择血腥暴力或违心背叛呢？

　　幸运的是，与祖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相伴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太平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的宽容环境，一个有边界感的和谐社会，也正是这样的太平盛景才使更多的人活得不狰狞、不邪恶、不卑贱。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我们又怎能不珍惜？这便是《太平年》要告诉我们的：什么是“太平年”的价值。（余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