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　岭

　　或许《太平年》的主创自己也没有想到，剧集过半时，水丘昭券的下线会引发全网“哀嚎”，“舍不得水丘公死”的弹幕飘满了整个屏幕。

　　实际上，早在第十九集水丘昭券训斥钱家“三小只”不该对宗亲重臣妄加试探时，就开始有网友因为提前被剧透了水丘一家将惨死于吴越国的政变而发出“预警”。对剧中人而言，这是一场突然而至的惨祸；对观众而言，它早已成为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不少观众追问他会在哪一集下线，不愿亲眼目睹那一刻，甚至希望编剧能够妙手回春，改变历史的既定结局。

　　如今，《太平年》已经收官，但这股由水丘昭券之死所激发的情感震荡，并未随着剧情推进而消散，反而沉淀为观众理解整部剧集的一把钥匙，更为当下的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启示。

《太平年》海报。（图片源于豆瓣）

　　水丘昭券是谁？

　　在《资治通鉴》中，只记录了有关于他的三件事。

　　其一是卷285中，南唐攻打福州，福州向吴越国求援。其他人都认为道阻且长，难以救援，“惟内都监使临安水丘昭券以为当救”。其二是卷286中，吴越王钱弘佐想诛杀程昭悦，让水丘昭券当晚就带兵包围程昭悦的宅第，“昭券曰：‘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其三便是卷287中所记，钱弘倧想杀胡进思，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党盛难制，不如容之”。之后胡进思政变成功，杀了水丘昭券和近侍鹿光铉。

　　为什么史书中只有寥寥数语记载的人物，却能在荧屏上引发如此广泛且深切的情感共鸣？

　　演员自然功不可没。一个并非为大众所熟知的角色，观众没有预设的印象，如同白纸一张，演员的表演就成了首要的媒介。保剑锋用演技点亮了角色的生命，把水丘昭券从一个在典籍中沉睡了一千多年的陌生名字，复活成荧屏上血肉丰满的君子形象。观众由此和他同呼吸共命运，这种深度的代入感使得他的死亡悲剧令人痛心疾首，观众由此对《资治通鉴》中记载的胡进思之妻所言更加感同身受：“它人尤可杀，昭券，君子也，奈何杀之！”

《太平年》第30集剧照。（图片源于腾讯视频）

　　但更重要的，是编剧在他首次亮相到最终殒命的二十多集里耐心编织的那些细节，将水丘塑造成了一个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以一己之力为国家掌灯的守夜人。

　　在第四集中，大郎君钱弘俊被拘捕，其生父忧心如焚。宰相元德昭暗示，可以等出使中原的水丘昭券归来后求其解救。果然，水丘回到杭州之后，以一句“王者治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作权宜苟且之谋”点醒了初登王位、内心充满犹疑不安的钱弘佐。水丘刚正勇毅的“顶梁柱”的形象初露峥嵘。此后，他带着钱弘俶再次出使汴梁，一路上如师如父，把朝堂上为官、乱世中做人的道理向懵懂的九郎君娓娓道来。钱弘俶当庭惹怒张彦泽时，是他挡在少年的身前；“六七九”三兄弟担心胡进思谋反乱了阵脚时，也是他选择直接造访胡府，光明正大地问个明白。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对于剧中人来说，水丘昭券是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里的主心骨；对剧外人而言，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观众跟随着剧情的铺展逐渐认识并信任了这个原本陌生的人物，进而将他锚定为理解五代十国这个复杂历史迷宫的道德支点，坚守着他的坚守，相信着他的相信。他死了，就像航标轰然倒塌，观众不只是失去了一个喜爱的角色，更是被陡然抛入巨大的情感真空，和钱弘俶一样，因此而不得不直面政权更迭背后的野蛮与残酷、暴力与血腥。

《太平年》第30集剧照。（图片源于腾讯视频）

　　从这个角度来看，编剧写在水丘昭券死后的那一场梦境戏，不仅钱弘俶需要，观众也需要。经由这场戏，观众看到他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没有因为死亡而被抛弃，而是像遗产一般被年轻的新君继承下来。随着剧情走向尾声，我们可以看到，钱弘俶其后的许多执政抉择，都隐隐浮现着水丘公理念的影子。对于观众而言，这无异于绵长的情感守恒与深刻的价值确证——那个大家曾为之痛惜的国之重臣，最终以另一种方式照亮了自己用生命守护的那个国家的前路。

　　围绕水丘昭券这个角色发生的一切提醒我们，今天的观众在面对历史题材时，已经不再满足于消费那些讲了又讲的英雄故事和帝王史诗，而更期待潜入历史缝隙，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人。即便剧集落幕，这种由共情而生的探究欲也不会停止。

　　更进一步说，这个角色的成功，离不开《太平年》在题材选择上的边缘突围。它避开了唐宋元明清等被反复演绎的中心舞台，将视线转向聚光灯没有照到的地方，深耕五代十国这个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简笔画般草草勾勒的一章。那些未被充分讲述的故事，撑开了创作者的艺术想象空间，也激发了观众的求知欲望。剧集开播至今，观众们从“看不懂”到热情高涨地自学以填补史料空白，连带着多个版本的五代十国相关书籍重新出现在书店里，多条解读剧情相关历史的短视频冲上热搜。即便在收官之际，这种由剧集引发的、对一段冷门历史的全民好奇与讨论，本身已是作品超越娱乐价值的证明。

　　无论是水丘昭券还是《太平年》，都揭示了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在今天的一条新路径，即一个非知名的历史人物、一个冷门的历史阶段，也可以成为当代历史叙事的富矿，获得陌生化带来的情感红利。当然，这无异于一场冒险，要求作品在大到政治叙事逻辑、小到服化道细节上都具备更高的真实度和还原度，来为观众构建一个可信的历史空间，不然观众就会弃剧——《太平年》曾经离这个结果非常近，就在它的开篇，一连串陌生人物的出场对于观众来说如同一场猝不及防的暴击。所幸的是，创作者和观众都稳住了——创作者没有辜负长剧的体量，观众没有失去对长剧的信心。最终，一场高风险投资获得了超额的回报。而这份回报，在剧终时刻回望，显得愈发清晰与珍贵：它不仅仅是一部剧的收视成绩，更是为历史叙事开拓新边疆所积累的信任与期待。（邵　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