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柳凝

　　人在社会交往中面临的语言困境，是刘震云在其作品中念兹在兹的问题。从早期的《新兵连》《一地鸡毛》到《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善于在循环往复的对话和缠绕的叙述中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景象，甚至将人物的存在困境直接呈现为语言困境。新作《咸的玩笑》延续了刘震云过往的语言惯性，把语言作为反思的对象，这不仅成为深入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通道，同时还承担了推动情节发展、形成叙述结构的功能。在《咸的玩笑》中，刘震云实现了对自我经验的超越，借助语言的困境映照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困境。

刘震云《咸的玩笑》。（图片源于豆瓣）

　　刘震云对于语言困境的探讨，在其前期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中均有深刻呈现。譬如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这句自我辩解的话语，以及杨百顺、牛爱国的个人倾诉在进入官僚系统或公共空间后，即刻被重新诠释、曲解。角色越是言说，越是背离本意。《咸的玩笑》中，杜太白的日常语言、动作一旦进入非日常的公共舆论空间或互联网语境，就会被迅速瓦解、重构。“咸猪手”事件中，杜太白“划拉”李满花的动作被定义为“摸”。嫖娼事件中，杜太白感谢身为警察的侄子在拘留期间送来热水，却被曲解为侄子的以权谋私。杜太白因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受到公众的谴责，又因为说了真话而蒙受不白之冤。可以说，小说对杜太白与其他人物的对话及其心理活动的反复言说，往往不是为了探寻真相或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展示杜太白如何在语言逻辑与生活逻辑的错位当中认真而徒劳地挣扎。

　　这种语言的错位有一部分源于深层的恶意。小林的《讨杜太白檄》、老蒯的《岂容败类逞凶狂》以及其他延津人以正义为名的舆论讨伐，除私人恩怨外，大多数意在谋取个人利益。他们勤勤恳恳、节俭度日，却也“像牛虻吸牛的血一样”，肆意消费杜太白的难堪与痛苦，借此维系他们共同的经济利益和道德高地。

　　从更深层次剖析，语言错位与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普遍面临的边缘化这一系统性困境密切相关。杜太白从“延津最有文化的人”沦为众矢之的，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沦落为比弱小者更卑微的底层人物，成为集体狂欢的特定牺牲品。实质上，这反映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及社会功能已由“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知识分子不再与社会体制共享同一套客观、中立、程序性的话语及规则，他们只有在自己的圈层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这一范畴就转变为“阐释者”（参考许纪霖《新世纪的思想地图》）。

　　当杜太白将其圈层内部的语言翻译、阐释为大众可理解的内容时，时常出现对其语言及含义的曲解。这显示了他作为“阐释者”的失能、失语。杜太白的失语，并非因为不能说、不敢说，而是说了也没用。知识分子的话语一旦进入集体话语场域，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扭曲，要么被纳入一套自我证明的游戏中，失去了话语原有的力量与指称。于是，杜太白“被一群羊咬得遍体鳞伤”，却无法向任何具体的人复仇。因为造成他悲剧的是“大家”，并非某个具体的人。无论是沉默不语，还是迎合别人，都是杜太白试图抵制集体话语对个人话语的消解与扭曲，同时也是对其作为知识分子失语状态的无奈抗争。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一地鸡毛》。（图片源于豆瓣）

　　但是，哪怕进入日常生活领域，杜太白也面临着人与人之间不可对话的尴尬。这种“不可对话”并非“听毬不懂”或沟通不畅，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阂。如果说《温故一九四二》《单位》《一地鸡毛》揭示了宏大历史格局或体制内权力失衡所导致的沟通障碍，那么《咸的玩笑》则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表象，深入刻画了说话者与倾听者之间难以达成理解与共情的常态，展现了个体在人际互动中无法实现真正的精神交流的常态。

　　刘震云通过杜太白与其他人物的日常对话，着力展现说话者内在的孤独体验，而杜太白对自己离婚原因的剖析正是其中的典型例证。杜太白的困境在于，无论他争辩还是沉默，无论他讲几分理，结果都是“错”的。他就这样困于道理、困于是非对错、困于智慧，最终只能选择离婚。滑稽的是，杜太白在前段婚姻中得出“财产的分配事关自由和主权”的教训，为此与田锦绣发生矛盾。田锦绣却不惜抛开主权、自由和爱，迅速嫁给了老朱。这就显得杜太白的思索与挣扎更加荒诞可笑、毫无意义。

　　此外，刘震云还擅长将人物置于封闭、循环的叙事结构中，通过个体的反抗与命运的不可捉摸性来呈现某种徒劳感。与同为知识分子的杜太白相比，申时行对自己哲学家式的处世理念执行得更彻底，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更纯粹。田守志和秦东峰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却或坚守本心，或以“死都死了，还要怎样”这般生存哲学来转移、稀释乃至抵消过往的错误。杜太白的痛苦就在于他始终游离在“知识分子”与“底层人”之间，从而导致其精神的悬置。从语文老师到县里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再到卖萝卜的贩夫走卒，杜太白的经历堪称人生的“落难史”。当杜太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被现实生活击溃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模式、文化传统彻底妥协于现实。嫖娼事件中，杜太白一念之间顺从内心欲望，抛弃了“纯洁”，充分显示出他在“知识分子”与“底层人”两种身份之间的纠结。杜太白既无法贯彻知识分子崇尚自由、精神超越的文化习性，也无法按照底层逻辑生存，只能沦为一个“乌合”但不从众的“异类”。

　　尽管小说没有明确交代杜太白的结局和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出路，但在呈现人与人关系的荒诞性时，也不回避其中的温情。杜太白固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可对话，但他也因梦露和春芽而获得精神慰藉，甚至成为了他活下去的希望。知识将杜太白变成了庸才，纯洁将他变成了流氓，而庸俗、流氓、无赖却解决了他的问题。在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性困境中，“杜太白们”单纯凭借自身力量不一定能改变现实，但他们必须为自己找到精神坐标和现实位置。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图片源于豆瓣）

　　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再造的路径或许就在于人如何在与社会的交往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刘震云在目录中颠倒“正文”与“题外话”，刻意将杜太白的故事放置于“题外话”，由此推测，小说的言外之意正隐藏于“正文一”和“正文二”。智明所说的“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既意味着不可直视的人心与人性，也寓意着个人在“有边”中找寻“无边”的精神超越。作家以温情的笔触描述每个人内心的伤痕，也歌颂苦难中绽放的勇气，怀着悲悯之心期盼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在现实之中的位置。

　　对一个高度风格化的作家而言，《咸的玩笑》尽管在语言上存在自我重复的嫌疑，但循环往复的叙述语言、缠绕封闭的叙事结构本就是刘氏风格的重要标识。刘震云在写作经验的超越之处体现为他前所未有地聚焦于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并以巨大的视野和深刻的内省深入探索这一群体的精神困境，这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从对人物日常生活遭遇的表面描绘，升华为对内心世界的深度剖析。回顾刘震云的创作历史，从专注日常生活的、原生态的“新写实”到对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从对故乡的历史性回望转向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冷峻凝视，作家始终行进在超越既往经验、探索现实问题的道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咸的玩笑》彰显出刘震云在探索后现代精神向度上的先锋姿态与哲学思辨的力度。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