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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 松
继鲁迅作品改编黄梅戏《祝福》收获广泛赞誉后,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再度发力,将经典文学形象孔乙己搬上了戏曲舞台,新编黄梅戏《孔乙己》(袁连成编剧、黄依群导演)不久前在北京上演。作为剧院深耕鲁迅文学改编、探索传统戏曲现代表达的又一力作,该剧受到了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编黄梅戏《孔乙己》剧照,马丁饰孔乙己
该剧的改编立足鲁迅原著,将两千余字的碎片化回忆拓展为完整的人物弧光。改编过程中,既严格保留了“茴字四写”“窃书不算偷”等深入人心的经典桥段,又巧妙补充诸多细节,强化了孔乙己对科举制度的深度执念以及整个社会对他的普遍漠视,让人物形象愈发丰满立体,情感层次也更为丰富,其悲剧性在细节铺垫下更具穿透力。导演极具创意地以“长衫”作为全剧的形象种子,将这一在原著中隐性的身份标识,成功转化为显性的精神载体。舞台中央设置的巨型长衫装置,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直观呈现出孔乙己的尊严一步步崩塌、最终走向毁灭的全过程,成为封建科举制度沉重枷锁与社会阶层深刻隔阂的鲜明隐喻。
针对孔乙己这一角色“非生非丑、亦雅亦俗”、无法被简单归类于单一戏曲行当的特殊性,黄梅戏青年演员马丁在导演的悉心点拨下,实现了戏曲程式的创造性转化与融合。在当代黄梅戏舞台上,马丁无疑是极具辨识度与艺术爆发力的青年演员。他凭借扎实的戏曲功底、多元的表演维度,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剧目里塑造了诸多鲜活立体的舞台形象,逐渐沉淀出兼具程式功底与人性深度、融合流派特色与角色适配性的鲜明表演风格,而《孔乙己》更是其表演艺术的创新性实践,实现了对黄梅戏生行表演范式与经典文学形象舞台诠释的双重突破。
马丁将京剧麒派注重人物内心刻画夸张浓烈的特质、戏曲丑行富有生活气息的灵动细节,巧妙融入黄梅戏老生的表演中,在坚守戏曲四功五法深厚功底的同时,大胆打破程式化的束缚,让所有表演技艺都精准服务于角色塑造。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元素叠加,而是经过深度解构后的有机重组:麒派苍劲有力的身段,赋予了孔乙己作为读书人深入骨髓的执拗;丑行的细腻小动作,如佝偻、缩颈、搓手、眼神躲闪等,生动凸显他身处窘迫处境中的狼狈不堪;而黄梅戏本身的温润底色,则为其文人的儒雅特质做了恰到好处的铺垫,哪怕在最卑微的时刻,念白间也透着一丝文字赋予的底气,最终形成“雅与俗、刚与柔、尊与卑”相互交织的独特表演张力。
马丁以细腻的细节刻画,将孔乙己复杂的人性层次与精神轨迹具象化,让这个文学形象跳出纸面,成为有血有肉、可感可叹的舞台存在。孔乙己的核心矛盾在于坚守长衫的自尊与沦为底层的卑微的撕裂,而马丁通过无数微表情与小动作,让这份撕裂感贯穿始终,每个动作都成为角色心理的外化,精准呈现孔乙己从“执念”到“幻灭”的完整轨迹。
被丁举人召唤抄书时,马丁将孔乙己的清高与卑微演绎得丝丝入扣:念及昔日受辱,他挺直脊背、提衫欲走,尽显文人傲骨;听到有工钱和好酒好菜时,他脚步顿住、身体瘫软,无奈地唱出“欲为斯文争风貌,又被斗米强折腰”的纠结;“偷书”段落里,密集的鼓点如心跳般强烈地映照了他步履踉跄、慌不择路,将紧张、害怕与得逞后的片刻释然等复杂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彩凤求字桥段,马丁则将自尊与失落诠释得层次分明:听闻“孔先生”尊称与夸赞其书法“骨骼清奇难临摹”时,眼神发亮、面露羞涩,挥毫题字满是自豪;当彩凤拒绝“孔乙己题”四字,他瞬间僵住、神情错愕,以“从云端跌落泥潭”的神态,传递底层文人尊严的易碎。这份被利用后即刻抛弃的讽刺,呼应了“社会对底层知识分子的凉薄”这一核心批判。
“偷书”被揭穿后,面对鞭打,他恳求“请不要鞭打我这件长衫,让我撩起长衫打我血肉之躯”;遭拒后如被猎人追捕的困兽,乱窜乱跳、嘶吼挣扎;众人戏谑着抢走长衫,他疯狂追逐,以极速旋转、跪搓、吊毛等身段将执着与痛苦推向极致;最终他攥住残破的长衫,绝望崩溃,失去精神支柱的悲怆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细节不仅还原了角色的行为逻辑,更深挖了其人性弱点:孔乙己既有着读书人的清高与对知识的敬畏,又有着好吃懒做、自欺欺人的劣根性,是一个兼具可怜、可叹与可悲的复杂个体,呼应了作品对“科举制度异化人性”的深刻批判。
细节之外,声音成为马丁塑造角色的另一重要武器,他以个性化的声韵表达为孔乙己“立骨”,将流派特色、角色特质与剧情氛围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专属声音质感——以柔弱低沉的音色作为基调,却在情绪激烈时巧妙融入麒派“喷口有力、节奏鲜明”的艺术优势,让声音瞬间充满力量。这种音色反差既贴合落魄文人的身份底色,又暗含内心的压抑与沉郁,展现出角色性格的多面性。其念白表达更是极具层次:日常教导孩童“茴字四写”时,语速舒缓沉稳、字字清晰,每个音节都透着对文字的执着与痴迷;被他人当众指责偷书时,“窃书不算偷”的辩解声虽文弱却字字较真,让不甘与委屈在沉稳声线中更显真切;被家丁扒去象征尊严的长衫时,撕裂沙哑的声音已微弱无力,那是精神支柱崩塌的声音。
唱腔上,马丁更是实现了黄梅戏甜润底色与麒派苍劲风骨的巧妙融合。其于破庙吟诵《桃花庵歌》的唱段,前半段轻柔舒缓,满是对唐寅先贤的仰慕之情;后半段则声调骤然拔高,变得激昂顿挫,充满了对唐寅看似超脱实则虚伪的指责,更暗含着怀才不遇的不甘,情绪转换自然而极具冲击力;孔乙己被丁举人等人毒打后瘫倒在地,犹如灵魂出窍般演唱的“长衫之歌”,唱腔如泣如诉,强烈表达了长衫作为精神寄托的执念与面对命运的无奈。
马丁以程式、细节与声韵的三位一体塑造孔乙己,既精准还原其迂腐、倔强、可怜的表象,更深挖悲剧的时代根源与人性困境:他坚守的“长衫”,是封建科举制度赋予读书人的虚幻尊严,当这份视若生命的尊严与“斗米折腰”的现实激烈碰撞,悲剧已然注定。“长衫”与“短衣”的制度性身份壁垒,让底层知识分子既难融入上层、又不愿俯身底层,最终沦为社会“边缘人”与时代牺牲品。
马丁的表演精准捕捉到这种“虚幻与现实”的巨大撕裂感:程式化的优雅身段与卑微不堪的生存处境形成鲜明反差,细腻敏感的自尊与无处不在的公开嘲讽形成尖锐对立,低沉压抑的声韵与内心深处的痛苦呐喊形成强烈冲突。这些表演上的矛盾与张力,最终都指向作品的核心批判:封建科举制度不仅严重异化了人性,更在社会中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阶层隔阂。而这部《孔乙己》也成为马丁表演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既为传统戏曲的经典改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优秀范例,也有力印证了经典文学与传统戏曲深度融合所蕴含的无限可能。
(作者系《中国戏剧》主编、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