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红娟

　　世界顶尖托尔金研究者汤姆·希比博士撰写的学术经典中译本《保卫托尔金》近期面世。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引介，也将在中文语境中掀起一场关于托尔金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思考：托尔金需要保卫吗？

　　作为中洲世界的缔造者，托尔金的作品在全球拥有持久生命力，“托学”已成显学，然而关乎其定位的争议从未止息——他是逃避现实的复古者，还是立足现代的创新者？他的写作是神话史诗，还是时代寓言？相关研究是粉丝的造神运动，还是严肃的文学批评？

　　《保卫托尔金》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明晰的论述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

　　学术与大众评价反差中的托尔金

　　托尔金的接受史在大众读者与专业学界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戏剧性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魔戒》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却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幼稚得无可救药”，仅被视为满足男孩冒险幻想或成人逃避渴望的读物。即便奇幻文学因此而蓬勃发展，它仍长期被视作传统文学的衍生品，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在文学殿堂中被边缘化。直至2000年，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仍公开质疑《魔戒》的经典性，仅承认《霍比特人》可能作为儿童文学而存续。

　　正是为了扭转如此普遍的偏见，希比在完成学术奠基之作《通往中洲之路》后，推出了面向大众的论战性著作《保卫托尔金》。前者从语文学与神话学角度，严谨地回答了中洲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建成”；后者则回到生成托尔金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不仅历时溯源，更共时探流，有力批驳了“奇幻即逃避”的主流意见，证明托尔金作品实则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议题的严肃回应，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而其本人也因民意、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和作品的品质，堪称“一个世纪以来‘独一’的作家”。希比的努力，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奇幻文学的价值，并逐渐接纳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译者周仰将书名译为《保卫托尔金》，正是敏锐捕捉并彰显了全书的核心立场——一场为托尔金文学地位正名的辩护。

　　撷取神话碎片的语文学家托尔金

　　希比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揭示了托尔金创作最深层的源泉：语文学。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研究，而是一门融汇历史语言、文学文本、神话碎片与地名学的综合性学问。托尔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其次才是神话编撰者与小说家。希比将托尔金的信札、讲座、论述、作品与人生经历关联考察，勾勒出其写作如何忠实呼应他作为语文学家的自我定位。

　　希比以丰富例证说明，托尔金如何从古英语、古诺斯语、威尔士语、芬兰语等古老语言的词根、名称与残篇中，“重构”出一个失落的世界。在《保卫托尔金》的前两章，希比在这些词语间轻盈而准确地起落，勾连它们的多语根源，在古老的神话意义上叠加属于新神话的暗示。他指出，繁复瑰丽的中洲万物生成于名字：埃雅仁迪尔、埃尔贝瑞丝、霍比特、夏尔……它们如同故事的种子，长出人物、地图，乃至一整个世界。这种源自深厚学术素养的创造，赋予了中洲无与伦比的“历史纵深感”与“真实感”，从根本上区分了托尔金的奇幻与臆想式虚构：它其来有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内在一致性，仿佛是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写成了神话，成为一种人类集体神话记忆的载体。

　　托尔金神话现代性的内涵与载体

　　希比在开篇即提出一个颇具启发的论断：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模式是“奇幻”。这不是指狭隘的类型文学，而是一种通过非现实隐喻探讨现实核心问题的创作方式。他将托尔金的《魔戒》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等作品并置，指出这些作家——多数是残酷战争的亲历者——不约而同地借助寓言、科幻或神话形式，表达那些难以用纯粹现实主义呈现的世纪创伤与人性质问。

　　托尔金曾亲历索姆河战役的惨烈，工业化战争带来的毁灭性体验成为他创作中不可忽视的精神底色。希比论证指出，托尔金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火龙似列车、山姆用炸鱼薯条激励咕噜这类“时代错置”的细节，更关键在于其完全现代的英雄观与善恶观。《保卫托尔金》的中心章节集中探讨：为何比起甘道夫、阿拉贡等传统英雄，比尔博、弗罗多、山姆这样的普通人才是核心？他们是去神性的，其勇气“不是好战的或冲动的，而是内敛的、自省的、尽责的”。这种在极端情境下平凡个体的向善选择，是在古典史诗中找不到的，是完全现代的精神产物。

　　对于“恶”，希比指出，托尔金并未将其简单置于善的对立面，而是看作外部力量与内在“善”的缺失的统一。不存在绝对的邪恶，只存在被权力异化的个体。“善”并非天然强大，而是脆弱的坚持。霍比特人从未对远征抱有希望，甚至视其为灾难，但正是这种“有命先苟住”的现实态度，使得他们在灾难成真时不被击垮。希比强调，善的胜利不是赢得大战，而是比尔博的怜悯、弗罗多的谦卑、山姆不离不弃的忠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个体每一次微小的向善选择，都蕴含了抵御现代虚无与功利的力量。

　　希比对《霍比特人》的分析尤为精到。比尔博·巴金斯是一个“时代错置”的人物：一个带有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英国中产阶级习气的“现代人”，被抛入充满巨龙、矮人与英雄法则的史前世界。全书充满了这两种风格与价值观的戏剧性碰撞。然而，碰撞并非为了贬抑现代。相反，通过比尔博在冒险中展现的、不同于古代英雄蛮勇的理性勇气，通过他以现代谜语对抗古老谜语，甚至以“商业合同”思维调解古代荣誉准则导致的僵局，托尔金悄然架起了一座桥梁。霍比特人成了现代读者进入神话世界的向导与情感投射点，他们证明现代价值观（如同情、忠诚、守信）与古代英雄美德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可以在更深层面达成和解。中洲因而并非外在于我们的异域，而是我们文化遗产中失落却可追溯的一部分。

　　希比的辩护与托尔金的檄文

　　希比直面托尔金在文学界遭遇的争议。他引用当年媒体得知《魔戒》在读者票选中击败《尤利西斯》等作品时的尖刻反应，以及某些评论家将喜爱托尔金斥为“逃避现实”的批评。希比对此的反驳犀利有力：首先，文学价值的评判权不应被封闭的“精英—大众”鄙视链垄断；其次，《魔戒》的成功绝非商业计算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无人能预料这部冗长、艰深、充满自创语言与附录的“怪书”能成为畅销经典；再者，与许多昙花一现的商业作家不同，托尔金的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希比进一步指出，托尔金语言的现代性恰恰来自于“拟古”。这种拟古并非保守复古，而是通过消解现代语言的扁平化与工具性，恢复语言的神圣感与文化基因，使奇幻文学对现代读者的精神慰藉功能得以实现。托尔金不要求读者懂得古词原义才能理解，而是让它们成为与日常语言融合的“公共财产”。这体现了一种文学上的大众主义，与许多现代性作品潜在的精英主义势利截然不同。希比一边证明托尔金具备精英圈层垄断的深厚学识，一边指出他拒绝区隔大众，“绝不会签署那潜在的英语文学圣殿的条约”，宛如代托尔金向排斥他的文化精英发出的战斗檄文。

　　在中文语境中为托尔金辩护

　　周仰将希比这部著作译为《保卫托尔金》，其本身即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行动和学术致敬。书名直指核心：在中文语境中，托尔金作品长期被部分人简单归类为“儿童文学”或“通俗读物”，其深层的文学性、思想复杂性与现代相关性未能得到充分认知。此译著的出版，正是为了打破“奇幻即肤浅”的刻板印象，引导读者以更专业的眼光进入中洲。

　　翻译托尔金研究著作是一场“还原性二次叙事”，译者不仅需要传递学术观点、再现学术逻辑，更需要在中文语境中重构托尔金世界的语言质感与文化脉络。周仰的译笔清晰准确，较好地保留了希比论述的学术严密性与论述张力，使中文读者得以窥见托尔金创作的语文学根基与神话建构逻辑。这无疑为中文世界的托尔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也与希比原著的初衷——解释并捍卫托尔金为何重要——形成了跨文化的共鸣。正如经由翻译的《魔戒》已成为现代汉语“公共财产”的一部分，《保卫托尔金》也将为读者在托尔金的文学版图上立下清晰的路标。

　　在技术膨胀、数据权力隐现、价值日趋碎片化的今天，托尔金关于权力腐蚀、自然敬畏、人性脆弱与坚韧的思考，显得愈发具有启示性。《魔戒》的核心隐喻——那枚赋予力量却必然腐蚀持有者的至尊戒——在人工智能与无限欲望并存的时代，叩问着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面对各自“魔戒”的弗罗多。

　　阅读托尔金、研究托尔金、翻译托尔金，最终汇为一场更广阔的文化行动：在变幻的时代中，保卫对深度叙事的需求，保卫对语言精密与美的敬畏，保卫对人性光明面虽脆弱却坚韧的信念。《保卫托尔金》中译本的出版，正是这一行动在中文世界的重要一步。它邀请我们共同踏入这个充满魔力的文本宇宙，在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星光，并让那束穿越中洲迷雾的光，持续照亮我们时代的思考与想象。

　　《保卫托尔金》远不止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篇雄辩的辩护词、一部20世纪文学史的修正叙事，也是一把打开托尔金创作宇宙的精密钥匙。它让我们看到，托尔金的伟大，在于他将个人最深的战争创伤、最专业的语言学激情、最深沉的神话重建渴望，以及对现代性矛盾的敏锐洞察，全部熔铸于中洲史诗之中。托尔金曾指出，学术界的失败在于“憎恨词语者”占据了上风，他们将对语言历史的无知视为常态。然而，“他们在学术界赢了，却在学术界之外输了。”托尔金这位执著于词语本源的大师，最终用他的故事让世界侧耳倾听。他证明了在最商业化的奇幻类型之下，可以潜藏着最严肃的人文思考；在最古老的神话躯壳中，可以搏动着最现代的脉搏。（辛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