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桂　琳

　　申奥导演的《用武之地》作为贺岁档上映的电影，它的实际制作时间其实早于2025年暑期档的《南京照相馆》。在电影制作理念和手法上，两部作品属于一脉相承，《用武之地》中的很多创作经验甚至被用到了《南京照相馆》中。如果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南京照相馆》在票房与口碑上的成功并不是单部作品的偶然现象。实际情况则是，作为新一代创作者，申奥为主旋律商业电影找到了更契合当下媒介环境和观众口味的新配方。

　　从类型电影角度来看，主旋律商业电影选材大都属于美国学者沙茨所提出的承担秩序仪式的类型电影。这类电影解决的通常是文化社群所面对的外在威胁，威胁的解决和灾难的拯救往往由英雄承担。所以在以往的主旋律商业电影中，虽然英雄形象的塑造重点有转移，但围绕英雄展开的叙事框架则是一以贯之的。

　　聚焦英雄叙事，主旋律商业电影虽能实现集体精神感召，但如何让观众产生真切共情，始终是创作的核心难点。因为观众移情虚构人物是十分个人化和自我中心的，只有那些与观众自身息息相关的情感，才能引发真正的共鸣。一些影片于是开始转向塑造有缺陷、人性化或成长型的英雄形象，如《战狼2》中的冷锋、《万里归途》中的宗大伟，《长津湖》中的伍万里等。但这些只是给英雄形象增加了一层普通装饰，影片的塑造重点还是在他们高超能力和非凡作用上。上面提到的创作难点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个体英雄叙事完全转换成群像凡人叙事

　　在《用武之地》与《南京照相馆》这两部主旋律商业电影中，申奥的一个自觉转变就是完全放弃了英雄塑造与英雄叙事，而是通过多个普通人的命运交织推动叙事。每个普通人都有独特的性格、弱点与成长，唯独没有任何高超本领。为了配合这种人物形象转化，电影的情节结构也从拯救模式变成了困境模式。这些普通人需要发挥自己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战胜或逃离困境。观众的欣赏重点也不再是英雄行动的各种奇观展示上，而是这些普通人如何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复杂人性和最终实现的人物弧光。

　　如与《战狼2》《红海行动》《万里归途》的英雄拯救模式相比，同题材的《用武之地》是一个完全的普通人自救故事。以马笑和潘文佳夫妻为重点的几位主人公在失去通讯联系，语言不通，每天处于恐怖分子监视和虐待的情况下，终于在105天时间里完成地狱级别的逃生之路。《南京照相馆》也完全放弃了同类题材曾经的英雄视角，将镜头聚焦于一间在战火中岌岌可危的照相馆和藏身其中的一群普通人。这些人物面临的困境更大，在当时的极端黑暗状况下，逃脱困境的希望几乎不存在。创作者于是通过让真相传播出去的精神逃离，仍然实现了对敌人的反击和胜利。

　　群像凡人叙事带来的另一个创作惊喜，则是更丰富和深刻的“普通坏人”群像。

　　这里所说的“普通坏人”，并不是简单地为反面人物增加人性层次，而是将创作重点放在揭示普通人如何变为坏人的环境与过程。在《用武之地》中，创作者有效地塑造了钢铁军占领区村民的“普通坏人”群像。他们既是战争的被动参与者，更是战争的受害者。片中着力刻画的拉提夫，一开始看似恶劣的绑架举动其实是逼不得已，只为换点赎金给女儿被地雷炸掉的一条腿换上义肢。他的儿子萨利姆则从小被拐走成为钢铁军战士，最后也被地雷炸死。这些可怜的“普通坏人”让观众看到了他们被战争围困的扭曲生存状态，也看到了他们尚未泯灭的人性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用武之地》中还有一类更糟糕的“普通坏人”，如钢铁军小头目赛义德，他似乎接受过高等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认识并会使用新款相机。他做事有条不紊，把恐怖行动当一份职业来做。但当两名军人逃脱被抓后，大头领命令赛义德亲手砍掉他们的脚时，他则从一个相对开化的人完全退化成了野蛮的极端分子。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南京照相馆》中翻译王广海和摄影师伊藤两个“普通坏人”的塑造思路。王广海的恶并非源于本性，而是战争极端环境下的生存选择。他的堕落揭示了战争如何扭曲人性，使普通人在生存压力下做出违背道德的选择。伊藤也不是天生的恶魔，但他展现出人为什么会变成魔鬼？被什么样的思想所浸染和洗脑后变为刽子手？观众在他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一个日本军人怎么从一个富家公子，变成信奉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

　　可以说，申奥的这一创作转向终于实现了主旋律商业电影集体精神感召与观众共情的同时达成。因为《用武之地》中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命韧性，《南京照相馆》中普通人的坚守和反抗，当下观众是可以设身处地去想象和理解的。当观众对世界的期望基本上等同于角色对世界的期望时，电影就能够成功召唤起观众的情感投入，由此实现情绪共通和情感共鸣。

　　这一创作转向更是将主旋律商业电影的集体精神实现了升华，具有了更深刻和普遍意义上的人文蕴含。《用武之地》在结尾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桥段，炸死工程师苗峰的地雷并不是钢铁军埋下的，恰恰是这次行动中似乎作为正义一方的政府军。当影片聚焦在马笑那一脸茫然的表情时，该片对战争的荒诞和非正义的反思得以凸显。《南京照相馆》中普通人的“胜利”更是让观众看到，历史不仅是英雄的历史，更是无数普通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普通人的努力同样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面现实叙事的同时引入了媒介参与现实叙事

　　传统主旋律商业电影大多通过直接展现战争、战乱、撤侨等现实场景推动叙事，让观众直观感受事件的真实性与紧迫性。申奥则在直面现实叙事之外，巧妙地引入了媒介参与现实叙事。他将照相机、摄影机、录音机、照片、影像等媒介引入核心叙事之中，通过媒介的物质实践与意义生产来丰富叙事层次。这源于这位年轻创作者对媒介的熟悉和敏感。

　　据申奥说，《用武之地》的创作原点可以追溯到他自己看见非洲孩童用炮弹壳做拐杖的一张照片，由此产生了展现当地族群冲突的电影构思。《南京照相馆》的创作则是申奥受到老电影《屠城血证》的启发。他还进一步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华东照相馆学徒工和爱国青年接力保存相册，美国牧师用摄影机秘密记录日军暴行、把胶片带出南京等历史细节，由此敏锐意识到这些媒介层面的努力会是呈现大屠杀的崭新视角。

　　在《用武之地》中，媒介参与现实叙事就有几次很动人的呈现。一是苗峰在电影开始就意外被地雷炸死之后，这个人物并没有消失在电影中。当马笑打开手机中录制的苗峰教种西红柿的小视频，不仅在继续塑造这个不幸死去的工程师，他的淳朴和实干还帮助马笑成为“西红柿叔叔”，获得了占领区村民的信任与帮助。二是马笑拍摄的一段夫妻俩幸福等待孩子降生的视频，却让他们险些被钢铁军杀害。幸福与痛苦如此紧密交织在一起，成为影片的高潮段落。最精彩的则是影片最后的那张获奖照片：戴着弹壳做成的假腿的非洲小女孩守门员。这张照片对战争的控诉与抵抗胜过千言万语。到了《南京照相馆》中，媒介参与现实叙事成为这部电影的最大创新点。影片将照片这一媒介置于叙事核心，通过照片既是权力工具又是反抗载体的双重属性，构建起全片的叙事主线。对此已经有很多评论文章进行过精彩的分析，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申奥的创作版图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影视作品质量也有高有低，比如电影《孤注一掷》和电视剧《新生》中都出现过叙事硬伤和人物工具化问题。但作为新一代创作者，他从《用武之地》到《南京照相馆》的创作为主旋律商业电影增加的两个新配方，与当下全媒介时代的观众需求和媒介特征是十分契合的。两部作品的质量也都十分过硬，尤其是《南京照相馆》，证明了这两个新配方能够调配出一部相当优秀的主旋律商业电影。这不仅值得引起创作界与评论界的关注，而且对今后主旋律商业电影创作更是能够带来相当的借鉴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