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筱刚

　　作为“生在甜水里、长在红旗下”的“70后”，我们是唱着李群的《快乐的节日》《咱们从小讲礼貌》等儿童歌曲长大的，故虽一直未能与作曲家谋面，却早与其神交已久。

　　但现在的儿童好像大都没有唱儿歌的经历，对何谓“儿童歌曲”也没有什么概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时代的稍纵即逝、儿童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外，成熟词、曲作家对儿歌创作的漠然置之，使得近几十年来的儿歌创作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态，并仍在进一步发酵。

　　正因如此，在纪念作曲家李群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总结、梳理其儿歌与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儿歌之共性、个性，以及对当下音乐创作的启示，显然是颇有意义的。

　　十度音域

　　不论是儿童歌曲、群众歌曲，还是流行歌曲，音域都是作曲家在创作时不得不给予重视的关注点。因为音域足以反映出一首歌曲“为谁写”和“如何写”。

　　将儿童歌曲、群众歌曲、流行歌曲并置，盖因这三种体裁有两个共同特征：一要确保大部分人（包括儿童）都能唱；二要确保大部分人（包括儿童）都能朗朗上口。那么问题就来啦：什么样音域的歌曲能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呢？

　　黎锦晖、黎明晖父女合作的时代曲，尽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起文化界的一场狂风暴雨，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流行歌曲确立了音域大约十度的早期范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具有代表性的时代曲，音域多为十度。此音域对“黎派”其他作曲家与聂耳的创作、“后黎锦晖时代”的时代曲创作，乃至今日的流行歌曲创作，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义勇军进行曲》五线谱。（图片源于网络）

　　或许是受黎锦晖的影响，或许是聂耳冥冥之中已然有着良好的“音域感”，《义勇军进行曲》的音域亦是九度。这首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国歌”，虽与田汉的歌词、聂耳的旋法有着不可或缺的关联，但举国上下均能引吭高歌的“九度”音域所起的作用显然不可小觑。

　　此“九度”音域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同样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苏芮、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陈乐融词、卢冠廷曲）和刘德华演唱的《来生缘》（刘德华词、胡伟立曲）等，皆为“九度”音域。这说明黎锦晖开启的十度音域是个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歌曲创作进入一个有序的发展轨道，涌现出一群优秀的儿歌作曲家和优秀的儿歌代表作，如李群的《快乐的节日》（1953）和《咱们从小讲礼貌》（1979）、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961）和《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1981），以及郑律成的《我们多么幸福》（1955）等。

《快乐的节日》对应音域。

　　其中，《咱们从小讲礼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和《我们多么幸福》的音域均为十度，而《快乐的节日》与《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音域则为十一度。可见，优秀的儿歌作品的音域依然符合大约十度的音域规律。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除了群众歌曲、流行歌曲是为成人大众而写之外，包括儿歌在内的前述诸歌曲作品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流芳至今，音域适中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遗憾的是，如今类似音域的优秀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令人不禁感慨。

　　未按常理出牌的结构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我们多么幸福》这三首儿歌都是典型的A+B结构。这也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较为普遍的儿歌结构。

　　与之不同的是，李群的《快乐的节日》和《咱们从小讲礼貌》这两首儿歌代表作却未按常理出牌，采用了相迥异的结构。

李群《快乐的节日》五线谱。

　　《快乐的节日》是由A、B、C三个乐段组成的不带再现的三段体结构。其中，欢快的A段包含a、b、c、d四个乐句，除了d乐句是四小节外，其他三个乐句都是三小节。深情的B段由e、f、g三个乐句组成，前两个乐句都是三小节，最后一个乐句是四小节。跳跃的C段亦由h、i、j三个乐句组成，其小节数分别为四小节、三小节、五小节。由此可见，《快乐的节日》不论是一级结构、还是二级结构，乃至每个乐句的时长，都未按常理出牌，反映出彼时28岁的李群已然进入随心而作的创作阶段。

李群《咱们从小讲礼貌》五线谱。

　　相比之下，《咱们从小讲礼貌》在结构上更为突破常规。从表面上看，全曲由a、b、c、d、e、f五个乐句组成，各乐句时长分别为四、五、六、三、三、六小节。但静心读谱后，不难发现第一乐句a实乃全曲的核心动机，成为该曲c、d、e这三个乐句音乐素材的创作源泉。其中，c乐句的素材源自a乐句的前半部分，d乐句的素材源自a乐句的后半部分，e乐句的素材乃是a乐句前半部分的截取。换句话说，如果将c、d、e这三个乐句看成是一个反复多次的大乐句a`的话，那么《咱们从小讲礼貌》的结构则可以视为一个平行乐段——a+b+a`+f。不论是放在该曲诞生的1979年，还是置于当下，如是的特殊结构都令人啧啧称奇。

　　不拘一格的旋法

　　毫无疑问，《快乐的节日》与《咱们从小讲礼貌》这两首儿歌都借助于音阶级进上、下行来不动声色地实现“如歌”，如《快乐的节日》A段之b、c两个乐句，《咱们从小讲礼貌》之b乐句。

　　但是，作曲家李群似乎更偏爱通过音程大跳来推动音乐的发展。其中，四度音程的大跳尤甚。如《咱们从小讲礼貌》a乐句第一小节内就连续出现了四度上、下行大跳，该乐句的尾音与b乐句的首音之间再度形成四度下行大跳关系。而f乐句中部又是相继出现了四度下、上行大跳。《咱们从小讲礼貌》一共27小节，竟然如此高频度地出现四度音程大跳，足见作曲家非常认可与偏爱这一手法在表现“童心”特质方面的独特表现力。

《快乐的节日》演出现场。（图片源于北京音协童声合唱团）

　　《快乐的节日》A段之a乐句开门见山地通过四度下行大跳，形象地勾勒出孩子们“欢快、跳荡”的音乐形象。B段e、f、g三个乐句中连续四次运用四度上、下行大跳，在助力B段“深情”表情的同时，亦使得其与A、C两个乐段呈现出相异的情感世界。尤其是B段尾音与C段首音之间恰好又形成了四度下行大跳的关系，再一次短、平、快地助力了两个乐段之间的情绪转换。

　　除了四度音程大跳，八度上行大跳亦分别在《快乐的节日》A段的d乐句、C段的h、j两个乐句中得到运用。毋庸置疑，八度上行大跳是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不同时期歌曲（包括但不限于儿歌）作曲家将音乐快速推向高潮的不二法则。此手法在《快乐的节日》中竟然惊人地出现了三次，再次应验了优秀作曲家之英雄所见略同。尤其是后两次八度上行大跳，为C段塑造“跳跃”的音乐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此外，《快乐的节日》亦不乏五度、六度、七度音程大跳。此类五度、六度、七度等音程大跳，与前述的四度、八度音程大跳，共同铸成了这首“儿童歌曲”的“童心”，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儿歌经典。

　　结语

　　从表面上看，前面讨论的是儿歌的创作。但正如前文所言，儿童歌曲、群众歌曲、流行歌曲（包括音乐剧的插曲）这三类体裁有着共同的音乐语言，李群与寄明、郑律成等作曲家儿歌创作的长处非常值得当下儿童歌曲、群众歌曲、流行歌曲的作曲家们学习、参照并发扬光大。

　　儿歌创作虽是“小儿科”，但并非从事“小儿科”创作的都是“小儿”，相反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巨匠都曾为世人谱写过经典咏流传的儿歌，如《卖报歌》《只怕不抵抗》《酸枣刺》等。就此而言，把“小儿科”创作搞好了，何愁创作不好艺术歌曲、合唱作品、歌剧、交响乐等“大手笔”？

　　少儿春晚儿歌演出。（图片源于网络）

　　窃以为，就像一个人吃饭一样，一定要荤素搭配、科学饮食，才能最终身体健康。同样，一个国家不仅需要艺术歌曲、合唱作品、歌剧、交响乐等“大手笔”音乐创作，也需要像儿歌这样的“小儿科”音乐创作。只有“大手笔”与“小儿科”这两类音乐创作并驾齐驱、携手共进，中国的音乐创作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全球化音乐创作中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

　　何乐而不为？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李群音乐作品集》新书发布暨座谈会”上的发言，艺评空间发布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