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蒲英

　　书法家石印文的书法如同一泓清泉，带着诗文的韵律与翰墨的快意，我自从容。其作品文气氤氲，体现着他对当代书法发展的思考。书法家只有储备了博厚才学和高洁品行，方能使书法篆刻作品自带温度和情感，书法艺术才能行稳致远。

　　从近年来石印文的参展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书写内容大都以自撰诗、词、文、联为主。他一直秉持这种诗书合璧的创作方式，使观者在品读文字时，自然进入书法家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在领略笔墨韵味时触摸到诗意的澎湃。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流畅自然的行书，还是端庄典雅的楷书，抑或是奔放不羁的草书，都始终包含着他对诗文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表达。

　　1971年出生的石印文，首先是一个诗人、楹联家，然后才是一个书法家。他热爱书法，修养全面，主张“诗联不求工整而最重意趣，书作不尚技巧而要追气韵”。他在书体选择方面，展现出对书法传统的深度研习和有效取舍，从而形成了个人独特的创作风貌。他的楷书取法欧阳询，方正整肃而不失灵动，行书草书追摹颜真卿、米芾、王铎，迟涩凌厉、爽利奔放却节制有度。这种选择并非书法风格的简单拼凑，而是基于书写内容的情感需要所进行的理性选择。他在书法创作中，采用的书体更是精心推敲。试想，一篇意境空明的《春江花月夜》，如果用雄强朴茂的魏碑体去书写，一篇表达豪情壮志的《观沧海》，如果用清丽纤细的瘦金体来书写，会带给观众和读者怎样错乱的情感体验？正因为石印文对书法情感输出的重视，他的每一幅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力求统一，不刻意制造视觉奇观，始终秉持着文人书翰的精神性和书卷气。

　　石印文的书法创作将形式与内容融合在“文质兼美”的审美要求中。他的书法融合了“文心”与“技法”，不断锤炼，逐渐完善。石印文深知“技道并进”的道理，又清醒地认识到“质”高于“文（纹）”的重要意义。从石印文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创作的诗文结构严谨，脉络清晰；文辞华美，气势磅礴；立意深刻，现实意义强。特别是他的古典散文，整体遵循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要求，又根据现代汉语的读音进行了一些改良，更显文韵悠长，铿锵有力。总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一是文章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整体呈现出“历史—现状—文化—展望”的逻辑结构，条理清晰，情感在书体与内容融合中层层递进。例如他创作的《益阳新建文昌阁记》，采用的是方正的楷书，文章开篇以富有哲理的语句“盖闻道本无根，自能永固；物因有毁，方得重新”引出益阳文昌阁的历史变迁，介绍其从宋朝至当代的发展历程，接着叙述重建的缘由、过程和新阁的规模风貌，然后着重阐述益阳的人文底蕴，列举众多历史名人，最后表达对未来的期望以及重建文昌阁的意义。

　　二是丰富的用典彰显渊博的历史知识，与古风书体相得益彰，激发怀古情思。在《敦煌赋》行书条屏中，“墨池犹在，书坛得称圣之先”化用“临池学书”典故——相传东汉张芝在敦煌“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勤奋练习书法，成为“草圣”，此处借墨池遗迹，强调敦煌书法艺术的深厚底蕴与重要地位；“天马难寻，宸翰有驰舆之句”，“天马”出自汉武帝时期得西域大宛汗血宝马的典故，汉武帝曾作歌咏叹；“宸翰”指帝王的笔墨，“驰舆之句”应指帝王关于描绘骏马奔驰的诗文，此句借天马典故，展现敦煌与古代王朝交流及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追远怀古，感叹中华文脉之悠长，文化之连续，文明之伟大。

　　三是语言温文尔雅，与沉稳的书体珠联璧合，体现深厚的古文修养和文人的雅致。文章运用大量华丽典雅的辞藻与工整对仗的句式，同时通过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使文章独树一帜。如《敦煌赋》中“路溯丝绸，允为锁钥；策关军政，久作梁津”“壁图彩塑之精，谁信成于晋代；大漠孤烟之景，已然落在杯中”，增强文章画面感，叙事宏阔。“万年宗教，千佛同尊；一地人文，五龙独步”，渲染出敦煌历史文化的博大厚重，气势恢宏。在《介居沈鹏先生八秩寿序》楷书作品中，他写出“王逸少八法初研”，“王逸少”即王羲之，“八法”指书法“永字八法”，喻指沈鹏先生对书法艺术的钻研；“李泌清才”，唐代李泌以博学多才、高风亮节闻名，用以比喻沈鹏先生的才情与操守；“卫武之志”，《诗经》载卫武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晚年仍勤勉有德，沈鹏先生文集名“三馀”，作者借此典赞誉其老而弥坚的进取精神。

　　四是韵律规整高古，朗朗上口，声入心通，直抒胸臆，快意翰墨。他不仅深谙平仄的规律，而且根据现代汉语与古汉语的读音差异，对平仄进行微调，既满足了诗文的情感需要，又体现出诗文的时代性，更能得到年轻读者的青睐。

　　在数字技术重构艺术生态的今天，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模仿王羲之笔法，能够生成以假乱真的书法作品的今天，书法家最珍贵的特质，恰恰是融生命体验、文化积淀与艺术创造熔铸一体的情感输出。这种情感张力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贬值，反而会在文化自觉的复苏中焕发新的生机。或许，当代书法需要的不是痴迷于炫技的“书法表演者”，而是甘于寂寞的“文化守夜人”，在诗文与笔墨的相互激荡中，守护书法艺术的精神火种。（蒋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