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哲宇

　　2025年已近尾声，继暑期档斩获6亿票房的合拍片《捕风捉影》后，被誉为本年度最受期待的香港电影《风林火山》终于在今年十一档登陆院线。然而，从市场与口碑来看，截至发稿前，该片的实际表现似乎不佳。在类型片陷入套路化窠臼、香港电影业整体萎靡的今天，近年来出现的一批关注具体社会问题、聚焦现实人群、低成本制作的港产文艺片，似乎成了观察当下香港社会真实状况与心态的重要选项。从《一念无明》到《白日之下》，从《流水落花》到《年少日记》，这些作品笔触细腻，将社会议题坦诚地融入艺术表达，既体现了对港片黄金时代人文精神的传承，也为当下香港电影创作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尽管港片《风林火山》遇冷，今年下半年，擅拍青春故事、曾执导《狂舞派》《哪一天我们会飞》系列影片的中生代香港导演黄修平，又携新作《看我今天怎么说》重返影坛。该片的业内评价和观众口碑都不错，堪称2025年港产电影的一匹黑马。

　　影片围绕三位聋人青年的生活展开，以近乎白描的叙事风格摹写了他们虽同为聋人却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深刻探讨了残障群体的身份认同、语言与文化归属感等主题。作为一部关注少数群体的现实主义影片，《看我今天怎么说》超越了悲情与励志的常规框架——它拒绝消费少数群体的苦难，也不愿炮制廉价的励志鸡汤，而是从平视的角度温和而冷静地呈现了聋人复杂的生存处境和内心世界。

　　导演黄修平以出色的视听表达见长，其代表作《狂舞派》已足够证明。而在《看我今天怎么说》中，影片更设身处地地从听障者的真实体验出发，通过独特的视听设计想象和再现其感知和沟通模式：

　　一方面，影片用断续的、微弱的、不稳定的声音，将人物的听觉效果直接呈现在银幕上，观众也得以明白女主人公方素恩在植入人工耳蜗后的听觉并非如常人一般，而是充满着噪音的、忽大忽小的、断断续续的，甚至是伴随着电流声的。这种声音设计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听障人士的真实困境，这并非外界想象般简单与完美。

　　另一方面，影片中有大量手语交流的场景，素恩跟着叶子信学习手语的过程也是她成长弧光的重要部分。同时，为了完整呈现手语对话，创作者也调整了镜头语言和剪辑节奏，如放慢剪辑速度、多使用全景、减少正反打镜头等，充分发掘了手语表达的美感和叙事潜力。就像素恩所说：“我以前觉得手语粗鲁，但现在只觉得它神奇”，电影不仅使手语成为人物沟通的桥梁，更从视觉层面艺术化地展示了它无声的魅力。电影对于使用手语的空间的关注也开拓了另一种语言的视觉土壤，比如影片所展示的大排档、路边摊、劏房和地下停车场。事实上，视觉文化中对于“手”的看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手是人的第二张脸”的说法更是广为流传。如果说电影艺术通过特色镜头重新发现了“面孔”，那么在电影银幕上展现手语的美感也是对“手”的美感的再发掘。此外，影片还巧妙地利用环境声和视觉符号来弥补声音上的单调，比如人物通过振动、光影变化等元素来传递信息，整体上营造出安谧而沉浸的叙事氛围。

　　影片向所有观众（尤其是非听障人士）抛出了重要一问：为什么我们总在追求融入由他人定义的“正常”标准？而三位主人公对手语使用和口语教育的三种态度，恰恰分别展现了对于“正常”标准的差异化回应。

　　女主人公方素恩自小为融入听人的世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她拥抱人工耳蜗技术，希望融入“正常”的世界。但她佩戴人工耳蜗后，效果有限，故障频发，让她愈发感到疲惫与孤独。耳蜗像一个符号一样标记了她，让她与“他们”的差异更加明显。而技术推广者对于手语的抵制与排斥更令她不解，她开始反思：当技术成为矫正工具时，是否也同时在强化“非正常即错误”“差异即病症”的偏见？

　　与素恩形成对比的是叶子信代表的保守态度。他是其所在聋人社区的核心人物，自小便完全依赖手语，并将其视作聋人的文化属性而非缺陷。他组织聋人洗车小组、参与手语公益活动，展现了他对于自身文化属性的保护。子信不反对其他人使用人工耳蜗，但是他个人拒绝使用，不愿意放弃手语沟通。他并不试图融入所谓的“正常”体系，这种态度挑战了主流社会对“正常”的单一想象，体现了对于残障群体的天然生存权利的尊重和认同。

　　第三位主人公Alan吴昊伦则陷入了更复杂的挣扎。作为一个从小就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治疗的聋人，他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正常”社会，并且找到了可以发挥所长的职业。Alan既能听能说，同时也能打手语，这种多语言能力让他如鱼得水地游走于听人和聋人中间。Alan和素恩一样受邀成为了“人工耳蜗大使”，然而当素恩逐渐对手语产生更大兴趣时，Alan表现得并不像子信那样积极，反而劝说素恩应该珍惜和“正常人”一起共同生活的机会。因而在影片的后半段中，他们产生了巨大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听人与聋人之间，也指向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当“正常”成为一种文化规训的工具时，个体该如何突破由他人定义的生存框架？

　　几年前类似题材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给出了大和解、大团圆的结局。《看我今天怎么说》则是开放式结局，方素恩站上手语教师的岗位，叶子信投向大海自在遨游，吴昊伦继续佩戴人工耳蜗继续着他热爱的拍摄事业。影片通过三位主人公的不同抉择，将聋人到底应该选择哪种语言进行表达的问题抛向观众。所谓“正常”，究竟是客观存在的生存标准，还是社会权力结构制造的幻觉？这种追问不仅涉及残障群体，更指向每一位尝试在社会规训中探寻自我定位的普通个体。

　　这三种不同的选择，揭示出一种多元开放的价值取向：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能将多少“不同”改造成“相同”，而恰恰在于它能为多少种“不同”提供共存的空间与尊严。真正的包容，或许始于承认差异的合理性，而非强求同质化的“治愈”。相比表达的形式，表达的自由永远更加紧要，而自由自在地“说”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我们谈话的方式”（ The Way We Talk，英文片名）决定了我们存在的方式，也定义了“我是谁”（Who am I）。（王哲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