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教授 周仲谋

　　电影《东极岛》试图通过大银幕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展现八十多年前舟山渔民奋勇救助落海英军战俘的英勇义举，弘扬抗战精神，歌颂二战时期中国人民的责任与担当，彰显熠熠闪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创作动机和思想主题值得肯定。影片在沉船场景的逼真还原、海上救援场面的刻画，以及水下实拍技术的运用上，均表现出较高的制作水准。然而，这部高成本制作的“大片”，上映后的口碑与票房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影片未能妥善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在叙事层面存在明显缺陷。

　　以历史事件为原型的电影创作，既可采取纪实手法还原事件本身，也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想象和虚构，通过合理的虚构抵达更高层次的“真实”。由于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珠玉在前，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录，《东极岛》没有采取纪实方式讲述故事、再现历史，而是以商业类型片的方式进行叙事虚构，将重点放在视觉呈现与戏剧冲突上。

　　这一创作方向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历史题材影片的虚构需要把握好度，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让观众在逻辑连贯通畅的叙述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遗憾的是，《东极岛》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未能实现有效平衡。

　　一方面，中国渔民海上救援英军战俘这一历史事件，是战争年代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不具备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中国渔民的救人动机来自朴素的善良天性和有难必救的民间传统，由于营救时间紧迫，救援前未必有漫长的争论与犹豫不决。当影片试图将这一平实、感人的历史事件改编为生动曲折、波澜起伏的英雄传奇时，势必面临传奇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不易调和的困境。

　　为了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传奇性，影片虚构了多位核心人物。主人公阿赑与阿荡被设定为“海盗后代”，阿花是吴老大从人贩子手里买回的养女，懂英语的陈先生是一位隐匿在岛上的“逃兵”。虽然影片也塑造了岛上原住民吴老大这样的人物形象，但其戏份非常有限。当影片中虚构的“外来者”占据叙事主体时，作为历史事件中参与救援的主体——普通渔民群体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历史上真正的平民英雄被遮蔽了。更遗憾的是，从人物塑造来看，片中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外来者”形象也是不成功的。这些人物的“前史”仅凭独白或对白形式简略交代，语焉不详，性格塑造单薄，缺乏有说服力的细节支撑，流于表面化、符号化，难以建立完整的人物弧光。

　　在情节安排上，影片对历史事件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并添加了大量虚构内容，将故事情节复杂化，增强矛盾冲突的激烈性。历史上，渔民自发救人在先，日军上岛搜捕在后。渔民们在得知海上出事后，划着舢板出海，共救回384名跳海逃生的英军战俘。日军为掩盖罪行，上岛搜捕，将战俘们强行带走，其中三名英军战俘被渔民冒险藏匿，并最终获救。影片则为了将海上救援作为高潮戏份，强行调整故事发生顺序，把日军登岛搜捕、威胁岛民提前至渔民开展海上救援之前，将“救”与“不救”的犹豫、迟疑，作为渔民内部分歧冲突的焦点，无形中矮化了渔民的形象，不但没能弘扬平民英雄的善良与担当，甚至还把渔民们塑造成胆小怕事、自私怯懦的“乌合之众”。

　　此外，这样的调整，也造成了叙事逻辑的牵强生硬。比如，托马斯·纽曼这一虚构人物落海的情节存在明显漏洞。战俘被关押在船舱内，不可能因鱼雷震动从甲板跌落海中。战俘更不可能从鱼雷击中的船舱破洞落海，因为船舱被击穿后，大量涌入的海水产生巨大的压强，使人难以从破洞逃生。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存在缓慢、拖沓、乏力的问题。渔民奋起反抗情节的转折点被一再延宕，情绪积累屡屡被推迟、打断，使观众的情感始终处于压抑状态，难以获得观影快感。片中设计了多场日军实施暴行的场景——边家三口的死、吴老大的死、阿荡的死、陈先生的死……都没有激发人物的反抗意志，最终在阿花的哭诉中，人们突然变得群情激昂，转折显得刻意，不够自然。此外，频繁的闪回、穿插与场景的切换打断了叙事的流畅性，海上场景与岛上情形的交叉剪辑，削弱了沉船、逃生、搏斗的紧张感。这种叙事的“间离效果”，虽然是创作者有意为之，却使影片叙事缺少酣畅淋漓之感，影响了观众沉浸式的情感投入，难以调动观众的情绪反应和情感认同。

　　显然，《东极岛》选择虚构叙事的初衷是为了增强故事的观赏性，但创作者并没有充分借鉴战争题材类型片在叙事方面的成功经验，甚至在关键叙事策略上反其道而行之，导致影片与观众的期待产生落差。尽管影片在视觉场景上花费了很大功夫，比如按原尺寸打造“里斯本丸”武装运输船、采用IMAX特制摄影机和“超级水棚”拍摄水下戏份等，但叙事方面的缺憾使影片根基不稳，情感渲染和共情效果不如人意，逼真的视觉场景与剧情的融合并不熨帖。缺乏扎实叙事支撑的视觉奇观，终究难以触动人心。

　　不可否认，《东极岛》是一部倾注心血的诚意之作，但其艺术虚构未能恰当反映历史真实，甚至在部分情节上背离了基本的现实逻辑，再加上人物性格单一、叙事节奏拖沓、转折生硬等问题，引发争议也在所难免。该片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在视觉文化盛行的当下，电影创作仍需回归叙事本身，夯实故事根基，否则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周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