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斌

　　电视剧《阵地》以“在战场之外讲战争”的新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界开展的“没有硝烟”的精神抗争。该剧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迁往桂林为起点，系统描绘了1938年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多文艺界人士通过报纸、舞台、画作、音乐和教育等方式激发民族意志、传递抗战必胜信念的历程。

　　以笔为枪：风起云涌的文化战场

　　“拿起你们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阵地》在真实历史基础上进行适度艺术加工，以重点历史事件为节点，既勾勒出战时局势的错综复杂与危机四伏，也呈现出这一背景下文化阵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维系着脆弱的“政治平衡”，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汪精卫投降势力暗流涌动；日本“笔部队”在文化领域大肆侵略。文化界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抗争成为重要战线。《阵地》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史实为主线，串联起郭沫若、夏衍、田汉、徐悲鸿、丰子恺、陶行知、巴金、张曙等一批文化名人，同时虚构了任素宁、韩大勇两位一文一武、并肩成长的青年形象。虚实两条叙事线交织，既展现了文化巨擘的时代重任，也映照出普罗大众的成长轨迹。

　　《阵地》将文化抗战运动与正面战场和隐蔽战线交织并陈。镜头一面深入前线，展示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时局变幻，另一面记录李克农、谢和赓、杨东莼等人斡旋于桂系地盘、联络员安娥多次前往上海秘密接应的地下活动。统一战线为文化工作的开展争取了条件，隐蔽战线为进一步夯实文化阵地提供了保障。

　　文以载道：家国情怀的文化战士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我们负着历史使命的文化界，要站在民众的面前，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复杂的文化战场需要能够扛起救亡大旗的战士，《阵地》汇集了抗战期间百余位文人志士，在和而不同中凝聚共识，刻画出他们以文载道、以艺铸魂的家国担当。

　　面对民族危亡，这群文艺工作者完成从“文人”到“战士”的转变。他们以笔为戎，将个人与民族命运同构，成为民族精神的召唤者、凝聚者和记录者。新闻舆论上，《救亡日报》在轰炸废墟中一次次复刊，成为不倒的精神旗帜；戏剧舞台上，《一年间》《屈原》等剧目轮番上演，以“场场爆满”的声势振奋人心；炮火前线处，臧克家在战壕里笔耕不辍，为牺牲者留下血泪见证。《阵地》揭示了文化、精神支撑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这些文艺工作者用文艺为民族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此种精神阵地的构筑，是延续中华文明根脉的自觉。抗战是为民族存亡而战，也是为文化身份而战。战乱摧残教育，陶行知便在七星岩洞中办学，播撒抗战教育火种。教育之外，对本土文化的改革与发扬亦是阵地建设重点。马君武、欧阳予倩改革桂剧，推出《梁红玉》让本土剧种重焕生机；秦似开办杂文刊物《野草》，发扬民间文学魅力。这种在绝境中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革新，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力见证。

　　在统一战线引领下，《阵地》不仅展现了我党文化骨干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也刻画了大批民主爱国人士的挺身而出，群像式描摹生动诠释了文化人“殊途同归、共赴国难”的时代使命。

　　扎根现实：凝心聚力的文化策略

　　“只有文化上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阵地》不仅记录了文艺工作者的奋斗图景，更呈现了文化阵地建设的实践路径。首先，文艺作品必须回答“为何而作”，唯有贴近现实、扎根群众才能以情动人。王鲁彦在巴金、夏衍开导下从“书斋梦”中惊醒，深入底层现实寻找写作思路，说明文艺不是象牙塔内的自我抒情，而是必须与时代同构。

　　在这种创作思潮引领下，一批与抗战密切相关的音乐、话剧、电影、绘画形成立体救亡叙事。在战火中，作品传播更是“舆论战”，谁的声音先传出去，谁的立场就先被听见。当日本“笔部队”试图利诱秦瑜拍摄电影进行文化侵略时，安娥等人冒险将其解救回桂林排演《一年间》，实现文化反击；当温江枫之流“文艺与抗战无关”和投降论调泛起时，夏衍等人立刻组织会议撰文驳斥，捍卫思想高地。

　　《阵地》所再现的文化抗战历史、塑造的知识分子群像及凝聚的文艺抗战策略，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为当下文化阵地建设提供了启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唯有赓续前辈风骨，扎根现实土壤，以精品力作回应人民与时代的呼唤，才能为激荡时代筑牢精神根基。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