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超 李鑫钰

　　《许我耀眼》首播即打破现代都市剧的历史纪录，热度从27061一路高涨。剧中女主许妍从“想象”到“伪造”再到“重塑”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象征着许妍个人的价值观念转变，亦映射出当代社会中的集体心理。其背后的创作逻辑，更折射出当前长剧集在“长剧短作”浪潮中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叙事效率的提升与价值深度的保持

　　在当下快节奏、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观众对信息接受度的阈值不断提升。在长剧集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的情况下，《许我耀眼》可视为对长剧集创作困境的一次突破。该剧通过设置“钩子”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且在首集前十六分钟的“假父母见公婆”的情节中安排了五次试探危机，在有限时间内展现了许妍身份“伪装”与沈母身份“审判”之间的持续拉扯与对抗。《许我耀眼》叙事效率的提升还体现在对人物信息的交代上。该剧开篇就揭示了女主许妍的真实身份、伪装策略、家庭关系、职场困境等，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建立起人物的基本形象。单从空降开播一小时内热度突破20000的数据来看，短剧的叙事节奏在长剧中依旧奏效。

　　与此同时，《许我耀眼》也没有放弃长剧集对于价值深度的追求。童年时期的许妍通过幻想来弥补现实的缺失，在孤独中构建了一个与现实截然相反的自我形象——“掌上明珠”。在中期的身份“伪造”阶段，许妍呈现出典型的“结果导向”价值观，她毫不犹豫地伪造高知家庭背景，刻意讨好准婆婆，混入其的社交圈……她彻底将自我塑造成符合阶层期望的“完美产物”。许妍伪造身份的行为，表面上是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背离，实则是对“成功至上”价值观的极端服从。而在当代过度看重结果的社会环境中，从求职简历到社交媒体上的形象管理，实则都是不同程度的自我包装。许妍之所以能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她精准放大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妥协与伪装现象。

　　然而，矜伪不长，盖虚不久。在许妍指挥临时演员出演高知父母后，“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她亦难免在别人编写的剧本中扮演角色。当许妍发现自己竟也成为了丈夫剧本中的“临时演员”时，她终于尝到了虚伪的苦果。她对着镜子一点点擦掉精美妆容的时刻，象征着“结果导向”信念的崩溃，这一段落为她后续重拾真实自我奠定了基础。

　　虽然该剧叙事从欲望出发，但其格局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深入挖掘主体叙事的高度。当许妍决定净身出户时，她从追逐物质符号，逐步转向探寻自我价值的可能性。这种当代年轻群体的普遍焦虑：在无尽的欲望与多样选择的道路中，如何寻得恒久且真实的自我价值？《许我耀眼》通过一个女孩的经历，尝试给出庄子式的答案，即“返其真”（《庄子·秋水》）。

　　人设争议与情节的局限性及其积极意义

　　《许我耀眼》的核心争议在于，角色塑造层面虽然敏锐地迎合了市场审美趋势，但故事内核却陷入了套路化的创作困境。该剧虽然表面上提供了聪明、清醒的主角形象，但本质上仍在制造和输送并不新鲜的情感爽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未实现真正的内核升维与价值突破。

　　“心机女主”与“腹黑男主”的角色设定确实精准地捕捉了当下主流偶像剧观众“厌蠢喜智”的心理。角色展现出的高情商、强目的和善于算计的特质，为观众带来了人物形象审美层面的新奇感。然而，“假名媛嫁豪门”与“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的故事核心框架，却直接移植了短剧中最脱离现实、也最常见的叙事桥段。这种对“爆款密码”的简单复制与套用，导致部分剧情为了制造冲突而牺牲了生活逻辑的合理性。

　　比如沈皓明即使在应对实力远不及自己的林涛时，也会动用资源对其进行详尽的背景调查。然而，作为商界精英的沈父沈母，尽管阅人无数，面对许妍的身份伪装，却仅因她能自圆其说而选择相信。这种情节安排显然不符合现实。

　　同样值得商榷的是许妍的创业叙事：虽然她拒绝了沈皓明的资金支持，看似独立自主地创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创业之路还是得到了沈皓明及其家庭的间接帮助，因而显得更顺利。在妍衣坊建立与发展的大多数关键节点，都出现了帮助女主度过危机的人。这种叙事安排使得许妍的崛起之路建立在并不扎实的生活逻辑基础上，造成了作品内在叙事的断裂感。这或许正是尽管大多数观众强烈追捧这部剧，却仍有一部分观众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使是该剧的狂热追捧者，在大赞“独立清醒”人设的同时，也许并非不清楚这不过是“霸道总裁拯救人生”的老旧套路。从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角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替代性满足”，即观众通过观察剧中人物的戏剧性人生，体验其人生起落的即时快感，从而替代性地满足了自己在现实中难以轻易获得的情绪释放。从追剧的社会价值来看，即便产生的积极意义有限，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虽然《许我耀眼》在生活厚度与逻辑严谨性上存在明显不足，其作为艺术产品的定位也谈不上成熟，但在当前影视环境下，它更像是长剧进化过程中的过渡性标本。这是一场短剧元素嫁接实验，它尝试性地把传统大女主长剧的女性自主精神，融入高频的情节反转之中，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审视，完成了一次长剧短剧化的有益尝试。然而，在它实现短剧叙事效率的同时，也残留了短剧架空现实的叙事问题，在欲望叙事的框架中消耗了过多的叙事能量，留给价值深度和精神能量的空间不够宽广。它用自身的成功与争议，发出了一次对影视行业的追问：在媒介变迁浪潮中，长剧的自我革新究竟路在何方？这个问题的答案，仍在所有影视创作者的持续探索中。

　　《许我耀眼》的实践至少证明，在长短剧融合的大趋势下，保持清醒的创作自觉，在借鉴短剧之“术”的同时，也继承长剧的精神能量，或许是通往未来的可行路径。

　　（作者李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李鑫钰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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