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晔旻

　　近日，“尕日塘秦刻石”的确认可谓石破天惊。这块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立黄河之源，补历史之缺，也让人重新审视秦代中国的范围所及。

　　“中国”一词，古已有之。周代初期何尊的铭文里已经有了“宅兹中国”的记载。在当时，此“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历经三千年沧海桑田，“中国”一词的内涵不断扩展，终成今天我们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

　　这一变迁因何而起，又是如何发生的？葛剑雄教授在《何以中国》一书中，对此展开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

　　文明内部的双核心

　　作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在书中主要讨论了历史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当然，《何以中国》里也驳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不能绝对说地理环境就具有决定地位。

　　譬如古代的徽州与山西商人很引人注目，一些观点认为，这些地方山多地少，靠农业无法维持，继而发展商业。但作者质疑：“中国山多地少，人均耕地很少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出徽商、不出晋商呢？”譬如明清时期的浙江绍兴就是典型的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地方，但绍兴人找到的出路就不是做生意，而是当师爷。可见“两个地方，它们的地理环境差不多，但是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经济都不同”，也就是有着地理之外的原因。

　　不过，地理因素仍不可忽视。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的兴起都与大江大河有关，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世界最长的10条大河中，只有中国能完整地拥有两条——长江和黄河”。这一点实在意义非凡：“如果只有一条河流的话，随着气候条件变化，这一条河流本身免不了要出现衰落，但是我们拥有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上是交相辉映的”。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的良渚文化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建立了早期国家。可是，“距今4300年至4100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弱”，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原地区的持续崛起，最终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何以中国》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列举了几个原因。第一，气候适宜。“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左右，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充沛，是东亚大陆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样的描述，当然令人想起了河南的简称“豫”字的由来。既然大象这样一种今天典型的南方动物能在古代的河南出现，当时中原的气候显然更接近亚热带乃至热带。反观纬度靠南的长江流域，“气候过于湿热，降水过多”“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长”。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句，“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就是对这一恶劣气候的形象描述。

　　第二，从地理上看，黄河中下游平原面积不但远远超过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四川盆地，甚至“比西亚、北非的肥沃新月带的总面积还大”，堪称“当时北半球最大的宜农地”。不仅如此，这块黄土冲积而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即使在只有石器或简单的木制农具的情况下，上面的植被也容易清除，容易开垦成农田，并且容易耕种。而且，平原地带“便于统治者、管理者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扩散、迁徙和重新定居”。“由于人流、物流的成本较低，强大的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并能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下，“诸夏建成夏朝绝非偶然”。

　　但是，先秦以降，黄河流域却逐渐失去了气候、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历史上的气候逐渐变冷，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却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并因大量人口迁入造成的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在这方面，作者提到了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实例。上古时期，“江”“河”都是专名，前者指长江，后者指黄河。可是，由于大量泥沙流入河道，春秋时期，黄河已由清变浊，而被称为“浊河”，到了西汉初期，终于有了“黄河”这样一个形象的名字。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却成为气候变化的受益者。“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成为宜居的乐土。”于是，当黄河流域因天灾人祸陷入衰败时，长江流域的开发及时弥补了供应不足。无论是北宋的“苏常熟，天下足”，还是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以及“苏（州）松（江）赋税甲天下”，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因此作者才有理由在书中断言，“要是中国只有黄河，中华文明的衰弱不可避免。但因为有了长江，自黄河流域开始出现衰退，即由长江流域补充替代，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将中华文明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厘清了内部双核心的演替之后，作者将视野进一步扩大，探讨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独特定位。无论是地中海附近的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还是古代的印度，它们距离东亚的中华文明都相当遥远，而且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等地理障碍，“工业革命以前，在缺少机械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这些地理障碍无法克服，人流、物流的成本极其高昂，风险极大”。这就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唯一传承至今的古老文明，始终保持着独立、延续的发展。

　　文明进程的加速器

　　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位置，或许也使得“古代中国一直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国’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

　　譬如，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古代中国人把海洋看成土地的边缘、尽头，到了海边就是穷途末路”。当然，有人会问，孔子就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是同样的文化圈”，这基本上是中国单向输出的结果。作者也承认“海洋对东亚起作用，主要是东海和渤海，而且影响范围就这么大”。

　　至于再往外的太平洋，情况又如何呢？现代的研究已经证明，南岛语系的人群上古时期就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乘坐独木舟走向大洋，最终征服了整个太平洋，直到“长白云之乡”（新西兰）。但作者在书中提出问题：“既然没有回来，跟我们飞出太阳系是一样的，有交流吗？”显而易见，直到近代之前，中国与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交流了。

　　在陆地上，“丝绸之路”当然是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但《何以中国》对此也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古代中国固然具有开辟长距离道路的能力，却始终没有开辟丝绸之路的需要。”反而是西亚、中亚一带，天然资源并不丰富，能开发利用的土地也并不富余，才促进了商业与贸易，“以便使本地的产品得到更高的利润，并获取本地稀缺的物资”。在作者看来，这才是“丝绸之路”形成的真正动力。归根结底，这其实也与古代中国的历史地理条件有着莫大关系：毕竟古代中国人一直以为“天朝无所不有”，是天下最发达、最富裕、最文明的地方。

　　在作者看来，“人的开放观念不是天然的，是周围环境造成的”。但“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并不会因此失色。书中“中国并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之说似乎稍显绝对。如果只将经济利益限定为贵金属等古代货币，情况的确如此。但“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域各地所产的瓜果、蔬菜等陆续传入内地。《博物志》里就说，“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种，故以胡羌为名”。《本草纲目》对胡瓜（黄瓜）的记载也是，“张骞使西域始得种，故名胡瓜”。这些农作物丰富了中原人民的餐桌，当然也会产生长远的经济利益。

　　书中并不讳言，早在上古时期，虽无“丝绸之路”之名，但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西方已经有了交流。“小麦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入中国，从黄河上游传播至黄河下游。”如今有“南稻北麦”的说法，作者在书中对小麦的意义也不吝赞美之词：“由于小麦更适合北方平原地区的耕种环境，并且可以给人类提供较高的植物蛋白，养活更多人口，这就形成了巨大稳定的农业基础，也使（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得到加速。”

　　不过从历史上看，这一评价或许略高。中华文明在饮食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粒食”的传统，即将整粒谷物置于炊器中蒸煮后食用。华北本土作物粟（小米）就非常适合粒食，“膏粱（品质极好的小米）子弟”也成了富家子弟的代名词。而小麦由于种皮坚硬不适于粒食。只是随着石磨技术的改进和普及，面粉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小麦才逐渐被社会普遍认可。不过，直到唐代中叶的两税法里，仍旧是“粟麦并重”，可见小麦真正占据主导地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对其早期的作用，恐怕是不能估计过高的。

　　可以说，葛剑雄教授的《何以中国》一书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的“时空”视角，引导人们跳出传统史学的王朝叙事，去思考山川、河流、气候这些沉默无言的地理因素，在漫长的岁月中，如何深刻塑造了“中国”。（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