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云帆

　　观看《三国的星空（第一部）》（简称《星空》）前，我期待不大。一方面，朋友圈普遍评价不高，让我裹足不前；另一方面，“三国”题材的改编已经难以推陈出新，也是事实。但是，观影之后，却觉得值得一评。

　　总体而言，传统中国文艺作品的新改编已经成就了一些新经典。但相比于《西游记》，同为“四大名著”的《水浒传》《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公认的“经典”改编始终局限在电视媒介中。例如，《红楼梦》在1987年成功后难以进一步被大众媒介深入生产，《水浒传》的部分章节曾经为港台地区电影人改编，形成经典，但真正成功的也只有1983年的那次全本改编。

　　《三国演义》在大众文艺和文化产品中的改编状态尽管略好，全民共识的经典性改编也只有1994年央视改编的那一版。在网络文化领域，三国故事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但真正有影响力的衍生和改编产品，也只有以马伯庸历史悬疑小说改编的《风起陇西》和漫画《火凤燎原》的动画化产品，却难以再次变成堪比“封神宇宙”这样的现象级IP。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相对于玄幻神魔小说依托于神话故事，形成罗兰·巴特所谓的“可写文本”，《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往往受制于对人物、情节和文本社会功能的特定规范的限制，成为了一种“可读文本”。“可写文本”可以不断通过文本中要素关系的重置，以适应新时代语境下的人们的阅读期待。例如，对《封神演义》进行魔改的诸多动画，能借“重写”神话抓住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可读文本”却必须受制于历史积淀下，读者对叙事和人物的固定期待，改编的目标必须呼应这种期待。这并不是说不能“魔改”这些作品，而是说即便是成功的“魔改”，也很难获得一定的流行度进而成为一种大多数人能共情的经典或者“爆款”。例如，《火凤燎原》的改编在特定观众中流行，却极难变成多数观众都喜欢的作品。

　　其次，中国20世纪对三国故事的重视，得益于过去和当代文化视野的共振关系。从鲁迅发端，并由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推动的为曹操“正名”的工作，其实是20世纪借由三国问题，理解当代文化-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并成为了大众理解1994版《三国演义》的思想前提。但是，新世纪以来，这个文化语境其实消失了，所以大众爱好者对三国故事的讨论趋于碎片化和私人化，这影响了新的优秀改编作品的出现。

　　回到《星空》，虽然借助了国漫在技术和内容层面突飞猛进的优势，但上述两点也成为它的两个劣势。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它还是努力克服了困难，在开掘了一个以名物-史实为中心的意义生成空间的同时，尝试一种以诗带动故事叙述的情节展开方式。不仅如此，在叙事方法上，它引入了“互见法”这种极为高妙的手法，并打开了历史-政治的复杂性。

　　《星空》首要的独特性在于从“物”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来处理这段历史。比如一开始袁绍和曹操偷香炉的过程，看似是闲笔，实则能把历史空间打开的同时，把处于两个历史对立面的人物之间的张力呈现出来。

　　曹操遗嘱中有一段话：“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这段话强调了“香料”这种在东汉末年具有通货价值的物品如何分配的问题（监制易中天先生专门分析过这则遗嘱，估计开头的桥段来自于他的灵感）。而通过“偷香炉”将袁绍和曹操对宝器的态度呈现出来，不仅显出二人的性格，也凸出立场的对立。袁绍不惜财宝重器，却为了地位不择手段，阴狠毒辣的性格，是高门士族本性的体现；曹操憨直中透着机敏，关键时刻敢于舍弃浮华，追求实力，是低等地主优秀代表的体现。

　　而剧中的战争场面尤其体现“以物见人”的巧思，在通过精彩的动画特效全面还原了古代战争以“阵型”为中心的过程之外，还能有余力去写战争中的人性。比如讨董战争中西凉骑兵的冲阵，呈现出曹操一方的坚忍必死之心。而官渡之战中，曹操的慎重刚毅，袁绍的诡谲霸道都能从兵器和变阵中呈现出来。就之前的三国改编而言，还没有这么精彩的战争场面呈现出来。就以物引出故事而言，《星空》极为新颖。

　　其次，《星空》模仿《长安三万里》以诗歌引导叙事，虽有瑕疵，但思路很好。讨董的叙事是依靠曹操的《蒿里行》展开；曹操和袁绍的会盟是依靠《短歌行》铺开；最后，曹操统一北方，就把《观沧海》作为结局。诗歌节奏和叙事节奏形成一种独特的互补，把比较松散的历史转化为有机展开的诗意情景，也契合了曹操文学家的气质。虽然《星空》依赖历史，但它不是历史，仍然是艺术，需要抒情性、画面感和有机性，用诗歌带动故事，虽说不是原创，也体现了主创对情景交融这种中国传统美学境界的追求。唯一的遗憾是只用曹操诗歌，如果汉献帝回洛阳用王粲《七哀诗》铺叙，境界就会更好。

　　在网友看来，这一版改编的曹操“太憨了”，袁绍变成了“曹操”。还有人对曹操和汉献帝的“蜜月”有异议。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三国演义》造成的“前理解”太强。如果读一些《后汉书》和《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就会发现，作者的解读是基于历史的大胆理解。

　　首先，汉献帝不是完全的政治弱者，他有一定政治智慧，明断爱民，并且也试图恢复天子权威。其次，曹操也并非一开始就有实力和意愿架空汉室，甚至在人生终点，他都在犹豫是否止步于霸府政治，维持汉室礼仪上的最高地位，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就一直持这一看法。

　　所以，两者如何有蜜月期，又如何分道扬镳，本来就可以进行大胆想象。汉献帝先怀疑，之后再次相信曹操也有合理历史根据。因为，历史上袁绍不倾向于扶持汉献帝，而是一直希望扶持另一位宗室刘虞为帝。

　　最后，网友简单认为袁绍“阴”，曹操“憨”，其实忽略了动画的叙事笔法；曹操集团的谋划被刻意隐去，而是仅仅通过董承的转述呈现出来。由于董承被塑造为“坏人”，这就让曹操显得“好”和“憨”，但显然，曹操随便诛杀对手这事，影片并未否认。主创用了《史记》以来中国史笔的“互见法”来呈现一个更为复杂、但有着英雄气概的曹操。

　　不仅如此，袁绍性格阴沉恰恰是主创团队熟悉历史的表现。在三国正史中，袁绍本来是河南汝南士族代表，却占据河北，需要阴谋政治才能弹压河北本地大族。而小地主曹操反而必须要维持一种质朴的正能量，才能和这些高级阴谋家维持既斗争又团结的态势。所以，曹操完胜袁绍而将其释放，并非真实的历史细节，却呈现出了曹操这个低等士族的代表对这位高门士族代表钦敬、恨妒又不得不团结的复杂心态；而袁绍也发现，他这个一直照顾的小弟，在一开始就有着卓越的政治天赋，并成为了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政治对手。由此，主创团队借由明暗线交会和不可靠叙述（董承的谗言）等方式，勾勒人性灰暗和光明面交织的状态，体现出较强的讲故事能力。

　　最后，《星空》并不强调道德和立场对历史走向的决定作用，而突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汉献帝和曹操的矛盾体现了这一点，两人都爱百姓，都想终结乱世。但汉献帝不得不面对一个矛盾，当曹操的能力超过他的控制时，最终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两位主人公都陷入了茫然之中。这种“历史的两难”亦耐人寻味。

　　毋庸讳言，《星空》有致命的失败之处。在史料和观念层面，它太不妥协了，过于依靠正史，导致读《三国演义》长大的观众不买账。在叙事线条和人物逻辑上，它又太简单。为了让依赖“正邪对立”的双线结构的观众买账，完全凸显曹操和袁绍的对立，反而使得普通观众没有“梯子”去欣赏主创团队依靠史料费尽心思的想象，对次要人物，尤其是谋士集团人物的刻画极为单薄。这导致了整个《星空》有可能既没口碑，又不能完全赢得大票房的尴尬局面。希望在下一部《赤壁之战》中，这些短板能得到弥补和增强。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