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秋雅

　　日本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相关史实，在影视创作中鲜少涉及。一是因为该段历史长期被日本政府刻意否认与遮盖，已公开的实证材料较少；二是实验内容太过残暴，搬上银幕必然会对观众造成强烈的感官冲击。既往已播映的相关影视作品包括中国香港电影《黑太阳731》（1988）、俄罗斯电影《刀的哲学》（2008）、中国纪录片《七三一真相》（2015）、日本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2017）以及中国电视剧《荒原城堡731》（1991）等。这些作品数量有限，且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相对较弱。2025年9月，电影《731》在全球多地上映，恰逢其时地回应了中华儿女的抗战记忆与民族情感，带动海内外观众去了解仍存认知争议的历史真相，具有不可否认的巨大现实意义。

　　《731》首映日票房3.45亿，上映4天票房超12亿，这些数据足以说明该题材具备强大的号召力。然而与热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影片的低口碑。作为历史事实的“731”应该被世界铭记，而作为电影的《731》却因存在多种叙事偏差而未能达到观众预期。

　　失焦的历史叙事

　　直面活体实验惨绝人寰的史实，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细菌战的罪行，无疑是创作者以电影艺术叩问731历史时最重要的目的和使命。相比于已被大量电影揭露、描摹的二战纳粹集中营史实，731这段被系统性地掩盖的历史，更应该在理性层面、以严肃真实的面貌被呈现，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观众对这段历史的曲解乃至怀疑。而电影《731》却从直面历史的叙事焦点上跑偏了。

　　《731》以虚构的小人物王永章（姜武饰）作为主角，跟随他的视角进入731实验基地，以他发现真相并试图逃跑的行动作为故事主线。从电影《西线无战事》《美丽人生》到《南京照相馆》，被历史裹挟的小人物是战争电影常见的叙事着力点。但《731》的小切口却因未能构建充分合理的人物行动线，没有有效连接前景人物与背景史实，致使叙事只在表层情节中游走，无法实现对历史的深度挖掘。小人物的叙事视角也十分受限，观众所知与主角所知几乎等同，活体实验的种种非人手段在片中只是零散呈现，部分恐怖片式的镜头指向不明，甚至只是作为王永章越狱行动的背景镜头。影片对731部队没有全局展现，致使对日军疯狂暴行的控诉也被弱化。

　　战争电影长盛不衰的根源恰在于对战争残酷的真实呈现，对人们抗拒、谴责战争立场的表达，以及对战争这种极端情形下的人性光芒的刻画。虽有唤醒历史记忆、拍摄历史证据的初衷，《731》却未能做到对战争、人性、军国主义等的深层思考，将叙事重点转向了越狱、大逃杀式的类型化情节，呈现出整体的叙事失焦。

　　失真的人物图谱

　　战争是最严酷的人性考量场。在非常态且绝对化的战争情境中，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困境和所承受的伦理道德拷问均异于寻常情境。正因如此，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复杂性成为战争电影人物创作的核心焦点。《731》中虽有较为独特的人物设定，但具体人物处理和人物关系网架构较为薄弱、失真，众多角色的面具化、工具化特征明显，人物图谱的戏剧性功能较弱。

　　主角王永章是一个假冒抗日英雄的小贩汉奸，这个具有强戏剧性的人设，既通过与真实历史人物的关联进一步扩展了角色的现实内涵，也带给观众较大的剧情想象空间。但这一人设在片中必然面临塑造难题，即完成人物的成长和蜕变。遗憾的是故事主角未能扎实地完成这一课题，王永章这一人物很快就呈现出断裂感和碎片化特征，甚至在关键情节上带着“主角不死”的强大光环而显得严重失真。

　　其他配角人物如杜存生（王志文饰）、顾博轩（李乃文饰）等，未能围绕主角构成相互作用的人物关系网，无一例外都呈现出了高度工具化的特征——按需出现，即时反应。因缺少必要的思想变化过程和情感铺垫，配角人物的面具感明显，观众难以真正理解人物的情感反应。在杜存生求死这一极端事件发生时，观众更多的反应是错愕，很难与之产生共鸣。被囚禁在这里的受害者究竟是人还是代码？这本该蕴含深刻的“去个体化”批判，却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对日本军官的人物塑造更显失真。从石井四郎、女军官金村佳代，到负责日常看守的日本少年兵，几乎所有人都被降智处理。军国主义如何操控每个士兵？人物如何发生变化和扭曲？这些最深层、复杂的人物剖析，被刻意营造冲突的“疯癫感”所取代。由于人物铺陈不足，女军官蜷缩在孕妇身边熟睡等情节，非但无法形成对人物的立体表达，反倒有强行添加注脚之嫌。

　　失序的影像构建

　　电影是一种通过影像叙事抵达观众情感的艺术形式。影像构建不只是电影的视听呈现，更需具备有效服务叙事的情感穿透力。《731》有着精致的影像、讲究的构图、节奏明快的剪辑，并运用多重技术手段进行视觉构造，带给观众独特的视觉体验。但影片整体却像一个处于失序状态的“影像杂烩”，集合了叙事断裂、风格杂糅、场景碎片化、视觉猎奇化等叙事硬伤。

　　虽有逃跑作为主角的目标任务，电影的故事线却交代得并不清晰，尤其缺乏作用于观众情感的有效推进情节。王永章送饭、找路、联络等一系列动作都有相关场面镜头，但其间缺乏递进，未能形成足够多的功能性叙事场景，加之快节奏的场次转换、密集插入的多处细节和传递信息的字幕注解，整体故事线就更显得跳跃和断裂。

　　整体风格的杂糅和视觉构造的猎奇化，进一步强化了影像叙事的混乱失序状态。《731》既有对小人物成长、越狱、大逃杀等叙事模板的杂糅，又有超现实和喜剧元素的引入。然而风格须与主题适配，影片部分片段的小品化情节设计、轻喜剧感配乐等，实际构成了对主题严肃性的歪曲。猎奇化的视觉呈现，如在监室通道引路的艺伎、密集悬挂的血液试管、高耸的中药材库、巨大的白色葬坑等，固然有视觉修辞作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稀释了该题材本应指向的对惨无人道罪行的控诉。至于那些刻有“回家”字样的苹果、从坑底搭起的巨型人梯，除了视觉追求之外，又是否真正具备实质性的、耐推敲的剧情意义？当对历史苦难的真实呈现让位于对画面效果的极致追求时，这无疑是电影功能的一种本末倒置。

　　在抗战结束80年后，731部队实验基地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人体实验的滔天罪行仍处于被否认、被掩盖、被淡化的状态。电影《731》以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功地将“731”这一历史暗角置于全球视野，其破冰之举与现实意义不容置疑。然而，这部影片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若对历史苦难的艺术呈现迷失于形式猎奇与类型杂烩，便难以承载应有的历史重量。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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