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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春燕
敦煌学与西北历史文化研究历来是中国史学界的“显学”,但其浩瀚的文献、复杂的议题常令研究者望而却步。李并成的《敦煌文献与西北历史文化研究》(《甘肃文史集萃》第一辑),以敦煌文书为核心,结合实地考察与多学科视角,为这一领域增添了一部兼具实证厚度与思想深度的学术专著。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从第一次细读作品开始,既能感受到作者深耕西北史数十年的学术积淀,更能体会到其对文化传承的担当。
立足文献与实证
以实证筑牢学术根基。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言之有物”,而敦煌学的核心价值恰在于对敦煌遗书、汉简、壁画等一手资料的挖掘与解读。李并成的研究始终以“文献为基、实地为证”,这一特点贯穿全书,成为本书最鲜明的学术底色。在“敦煌学研究”部分,作者对《沙州城土镜》的考释堪称典范。为还原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地理面貌,他不仅逐句校勘文书内容,更“经过多次实地踏查”,将文书中记载的“甘泉”“贰师泉”“东盐池”等地理坐标与今敦煌党河、悬泉遗址、五墩乡盐池等实地遗存对应,纠正了以往对“西盐池”“玉女泉”方位的误判。同样,在“居延汉简里程简地理调查与考释”中,作者以E·P·T59:582简为核心,结合居延破城子遗址出土简牍,对汉代删丹、日勒、屋兰等县城址进行定位,甚至通过步测古城残垣、采集汉陶片与钱币,确证今山丹县五里墩古城为汉日勒县城。这种“让文献落地、让遗址说话”的研究方法,正是西北史地研究最需传承的学术传统。此外,本书对敦煌遗书中“镜”类文献的系统梳理,填补了学界空白。作者从敦煌文书中的《沙州城土镜》《书仪镜》出发,上溯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的“镜”类著作,下及《崇文总目》《四库全书》的著录,厘清了“镜”类文献“简本指南、鉴古资今”的体裁特征,纠正了以往将“镜”仅等同于“境”的片面解读。这一研究不仅依赖敦煌文书的异文比对,更需对经史子集“镜”类文献的系统爬梳,其文献功夫之深可见一斑。
突破既有范式
以创见拓展研究边界。敦煌学研究常受限于“碎片化”解读,或困于“定论”的束缚,而本书的诸多论述恰恰展现了“破立并举”的学术勇气,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开辟新视角。关于“敦煌”得名的考证,作者结合《汉书·西域传》《后汉书·班勇传》等史料,提出“敦煌得名的‘原生性’在于西域开拓及丝绸之路开辟”的核心观点——汉武帝设敦煌郡,并非因当地“规模盛大”,而是因其“广开西域”的战略地位,李吉甫“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的记载恰是关键佐证。这一解读跳出了“就地名论地名”的局限,将“敦煌”置于汉王朝经略西域的宏观历史中,更贴合敦煌作为丝路“咽喉”的本质属性。在“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族属”这一争议议题上,作者更是直面“粟特后裔说”,以扎实的文献证据提出商榷。通过梳理《曹通神道碑》《曹良才邈真赞》等文书,指出曹氏家族郡望为“谯郡”,且与东汉敦煌大族曹全、唐初瓜州将领曹通一脉相承;再结合莫高窟第98窟曹氏供养像“脸圆面阔、鼻梁较平”的汉人相貌特征,以及曹氏与敦煌汉族著姓索、阴、翟氏的通婚关系,还原了归义军政权“以汉族为主体”的历史原貌。这种“以证据驳论点”的学术对话,彰显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
贯通历史与现实
以文化激活时代价值。学术研究不应止于“象牙塔”,更需为当代文化传承提供启示。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厘清历史议题,更在于通过对西北历史文化的解读,为今天的文化保护、生态建设提供镜鉴。在“敦煌资料中有关遵循自然节律保护环境的哲理”一章中,作者从敦煌悬泉汉简《四时月令诏条》的“孟春禁止伐木”“季春毋弹射飞鸟”记载,到唐五代敦煌“平水”官职(掌公平配水)的设置,再到莫高窟壁画中“放生”“护林”的图像,提炼出古代敦煌“顺时禁伐、均水护生”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对今日西北干旱区的生态保护仍具现实意义,让历史与现实在此形成呼应。而书中对敦煌岁时习俗的还原,更让“冷门”的历史研究贴近大众。作者从《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中“寒食节用面五十三石、油一石七斗”的记载,还原归义军时期“细供宴饮、踏歌设乐”的热闹场景;从《辛巳年某寺破历》中“正月十五影灯用油三升”的记录,勾勒出敦煌上元节“千灯万盏、佛俗同乐”的盛景。这些细节让今天的读者得以触摸古代西北民众的生活温度,为敦煌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丰富素材。附录部分的一些文章,更体现了作者“以史鉴今”的担当。从敦煌作为丝路“国际都会”的历史经验,到今日甘肃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路径思考,书中的研究始终围绕“西北文化如何为当代服务”这一核心,让学术成果真正“走出书斋”。
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作为《甘肃文史集萃》第一辑收录的著作,本书的编纂质量同样值得称道。从排版形式上看,对文书卷号、史料出处(如《后汉书·班勇传》《元和郡县图志》)的标注规范,既帮助入门读者理解背景,也为进阶研究者提供了学术索引。从内容结构看,全书分为“敦煌学研究”“西北历史文化研究”“附录”三部分,逻辑层次清晰:前两部分聚焦历史议题,从敦煌微观问题(如“镜”类文献)延伸至西北宏观历史(如河西人地关系);附录部分则连接现实,形成“历史—现实”的完整闭环。这种结构既符合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又避免了“碎片化”阅读的混乱,兼顾了专业研究者与文化爱好者的需求。
总之,《敦煌文献与西北历史文化研究》是一部“慢工出细活”的学术专著,作者沉下心来对敦煌与西北历史的核心问题进行深耕;以“文献+实地”的实证精神,为每一个观点筑牢根基。对于敦煌学研究者而言,本书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对于关注西北历史文化的读者而言,它就像一把打开千年丝路文明的“钥匙”;而对于文化传承者而言,它也示范了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史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