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注脚

　　——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民族抒写与文化认同

　　作者：邓在艳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云南文学逐渐形成了“边地＋民族”“城市＋现代”两个创作传统，80年代后，一批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在这两个传统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以动态多样的格局书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生动注脚。

　　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与艺术呈现

　　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有彝族、白族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在民族地区的独特文化土壤中，女作家们通过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基因进行了生动的艺术再现。

　　母语叙事与方言运用。作家们常在作品中融入俗语、古歌、方言，将创世神话、迁徙史诗等嵌入作品，以传递自身的宇宙观、价值观，赋予古老叙事新的生命力。哈尼族女作家黄雁以哈尼族聚居地为背景，通过《北回归线上的哈尼人》《阿佤山的孩子们》等作品书写民族记忆，表达对民族语言的珍视。佤族女作家董秀英在《摄魂之地》中，大量运用方言土语来表现佤族原始部落人们的生活与抗争，与地域相适配的语言让作品更接地气。景颇族女作家玛波用汉文、景颇文“双语”创作《拇指酒筒》《罗孔札定》等多部作品，翻译了景颇文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电影《叶问》等作品，成为传承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守护者。

　　民俗挖掘与文化反思。作家们将狩猎活动、婚丧嫁娶等视为书写对象，同时超越奇观化的文化展示，用故事承载民俗文化，深度解剖和反思民俗活动背后的伦理规范和精神信仰。白族女作家景宜的《节日与生存》，探究传统节日节庆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的《宾玛拉焚烧的心》写宾玛拉家族先知般的“宾玛拉式生活”，内容催人反思。傈僳族女作家司仙华通过《神秘谷口的镇魂棍》描绘怒江大峡谷的神秘氛围和原始部落文化，展现作家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女性命运与智慧书写。女祭司、母亲、女儿等女性形象常受女作家青睐，作家常以刺绣、狩猎等活动来展示女性经验与技艺。和晓梅的中短篇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女人是“蜜”》和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均为女性题材，交织书写女性命运、苦难与智慧，通过传承东巴文化、开古道驿站等凸显女性魅力，从性别维度丰富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彝族女作家李纳的《刺绣者的花》，以处在封建压迫下的绣花女工叶五巧的成长为主线，将女性命运、传统技艺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让女性智慧产生更加深刻的社会影响力。

　　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多样书写

　　在时代感召下，女作家们立足于云南社会空间，以敏锐洞察力深刻体认并书写了当地独特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与现实挑战，体现出强烈的在地认同感与人文关怀。

　　乡土社会和基层治理的立体呈现。身处多民族聚集地的她们，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用作品深刻展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肌理。傣族作家方云琴与征鹏合作的《南国情天》，通过中缅边境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展示傣族人的现实生活、精神风貌，记录傣族社会变革。董秀英着眼于佤族社会历史变迁，透过《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叶嘎、娜海、妮拉三代女人的生命轨迹，将血缘与地缘紧密联结在一起，窥探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女性地位的变化。

　　历史演进与时代变革的文学见证。作家们的创作有不少触及近现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借助对历史演进和族群记忆的书写，对边地印象进行系统性的文学化重塑，展现民族地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复杂轨迹。景宜借《茶马古道》对滇西抗战往事的钩沉，挖掘和保留了民族经验和个体记忆。回族女作家白山的《血线——滇缅公路纪实》反映了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记录战争带来的生命消逝、家园被毁、文化冲击，让沉默的牺牲、群众的坚忍、普通人的贡献得以重新发声。

　　生态文明与永续发展的期盼认同。高山、雨林、河流及喀斯特地貌所面临的保护与开发矛盾，让作家们认识到，生态发展才是永续发展。她们通过人物塑造来探讨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晓梅的《是谁失去了记忆》借助女主人公“进古城—留古城—出古城”的全过程，揭示丽江古城在旅游业蓬勃发展下的生态忧患，以及对古老文明被破坏的忧虑。佤族女作家袁智中的《我的母语部落》以沧源佤族自治县的芒公村、拱弄村为观察对象，描写现代化进程中村庄的前后变化，村落拆迁重建背后隐藏的文化元素的流逝深深刺痛了作家的神经。

　　民族形象建构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在国家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女作家们越来越主动地融入时代旋律、抒写时代主题，自觉参与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中国精神的塑造。

　　“走出”与“引入”的流动叙事。在外出求学、工作、经商等情节中，女性人物形象作为女作家们的化身，带着原乡烙印进入城市、奔赴他乡。和晓梅的《我和我的病人》通过女性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焦虑，表达现代文明对乡野成长起来的女性的心灵冲击。她们也落笔到外来者身上，董秀英《佤山风雨夜》中的女医生、景宜《雪》中的女教师，写外来女性进入民族地区后带来的影响，为民族治理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文化，为乡村带来新希望。

　　“边地”与“中心”的文化对照。边地往往承载着传统道德、自然崇拜与族群记忆，城市则代表着文化冲击和个体个性化的存在。女作家们在书写中将乡村与都市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对照，跟随外出务工、参与战争等的人物开展流动性叙事。伊蒙红木的《云月故乡》、和晓梅的《连长的耳朵》等多部作品都涉及到戍边守土、文化冲突主题，巧妙锚定边疆时空开展叙事，指向共同的文化基底——中华文明，打破“边地”与“中心”的界限，在相互的文化烛照和融合中产生文化互认。

　　“共同体意识”意象的文学构建。作家们通过古道、雪山、江河及民族节日等元素，构建起血脉相连、文化互嵌的共同体空间，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民族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光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回族女作家叶多多笔下集市贸易背景下的族群互动，可探察到民族地区是有机的生活空间。彝族女作家黄玲通过《母性土地》《孽红》等作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进半生抒写，为云南民族文学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彝族作家李云华的系列作品，通过自然意象来展现作家对人生、时间的思考，意象化的表达突破民族性、地域性局限，让“边地”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推动着“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建构。

　　云南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突破单一民族或地域叙事单元，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多元一体格局，为实现民族抒写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双向建构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者系云南省文山州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云南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边地抒写与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QN20254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