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晋文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特殊历史节点，由高希希执导的抗战电视剧《阵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该剧以1938年至1944年桂林文化抗战为核心叙事线索，不同于正面战场激烈鏖战的叙事方式，全景式呈现了夏衍、郭沫若等文化战士如何以笔为枪，在敌后文化战场创建“文化阵地”的艰难历程，以及从上海《救亡日报》创刊到桂林复刊，再到组织西南剧展动员抗战的斗争故事。可以说，《阵地》是以“文化抗战”题材创作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拓展了抗战题材文艺创作的新空间，打开了抗战题材文艺创作的新视野。

　　在历史真实中传递本质真实

　　历史真实是革命历史题材剧的生命力，既要求对大的历史脉络和历史进程进行真实呈现，也强调以具象细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演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变规律。电视剧《阵地》对文化抗战的艺术书写，在“历史真实”与“本质真实”的双重维度上，实现了突破性的创新表达。

　　从历史真实的向度审视，该剧以近乎考古学般的细致描摹，精准还原了桂林地区文化抗战的具体历史场景。抗战时期条件简陋且纸张匮乏，剧中夏衍于岩洞油灯之下修改《救亡日报》的细节令人动容，一张张沾满油墨的稿纸、一盏盏昏暗摇曳的灯火，构成了文化人“以笔为枪”的鲜活注脚。郭沫若不愿与国民党共事却为统战大局妥协的复杂心理矛盾，逼真还原了一代文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此外，酒坊老板拒绝军统特务租房以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真实情节，传达了基层百姓心照不宣、众志成城的斗争决心。这些细节的铺陈，让文化抗战的初心使命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奋起抵抗保家卫国的必然历史行动。

　　若从本质真实的层面剖析，该剧又超越了对史实的简单复现，深入触及了文化抗战的发展规律，依托文化抗战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必然趋势。剧中王鲁彦因作品“书斋气”过浓遭《救亡日报》拒稿，折射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象牙塔内的悲鸣”无法抗击敌人的野蛮侵略，于是从文人转变为战士，从书本转向战斗就成为了时代和人民的呼唤。夏衍以“重病需猛药”的辩证思维引导王鲁彦，推动其从“书斋文人”转型为“战地写作者”，彰显了文人的普遍觉醒，预示着抗战光明的到来。此外，国民党“焦土政策”引发的长沙“文夕大火”、围绕《救亡日报》展开的派系倾轧矛盾，更深刻揭示出文化救亡与军事抗战同等重要的历史真实，文武两个战场同频共振，共同促进了抗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对抗战史料、抗战规律的新发掘和新收获。

　　以典型人物形象彰显斗争复杂性

　　典型人物是电视剧艺术的灵魂。抗战剧《阵地》对文人典型形象的塑造十分成功，精准捕捉了文化抗战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彰显他们的崇高品格。剧中郭沫若、夏衍、田汉等文人形象承担着“以文化守护民族精神”的共同使命，彰显了中国文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他们都经历了“从书斋走向街头”的深刻转型：郭沫若放弃日本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抗战；夏衍从上海文化界精英转变为桂林文化抗战组织者；田汉在《秋声赋》中融入赤胆忠心。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斗志和爱国主义精神获得了空前增强，这些转变都体现了“文化人需为民族存续发声”的时代责任，以及中国文人自古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不同文人的个性棱角在与国民党的冲突博弈中愈发鲜明，典型环境促成了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转变。例如郭沫若面对三厅厅长任命时，“为统战大局妥协”的抉择，展现出他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矛盾斗争的复杂心理。夏衍处理王鲁彦“书斋气”作品争议时，既维护了文化界的团结，又为知识分子贴近现实留出进步空间，体现了我党统战工作的策略性与开放包容性。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成长的土壤，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双重作用，才能彰显人物的坚毅品格和精神追求。桂林的喀斯特地貌为文化抗战提供了天然屏障，日军轰炸时，文化工作者将《救亡日报》印刷厂迁入岩洞，岩洞的隐蔽性让印刷工作得以持续，夏衍在昏暗油灯下校对稿件的场景成为“以山水为掩护”的文化抗战缩影。但自然环境也有限制，漓江汛期阻断物资运输，导致《救亡日报》多次面临“断刊危机”，大批文人在“利用自然”与“对抗自然”的过程中，展现出在困境中坚守的意志品格，他们是后方战线斗争的中坚力量。桂林作为桂系军阀统治核心，其“既联共又防共”“既抗日又保地方利益”的社会环境，为文人带来夹缝中求生存的博弈，险恶的环境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张力，彰显了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

　　多维呈现人民战争壮阔场景

　　人民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电视剧《阵地》呈现了桂林抗战中“全民参与”的壮阔图景，突出表现人民战争必将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强化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历史逻辑，人民群众的奋起反抗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例如，剧中任素宁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父母殒命日军枪下后，从“逃亡难民”成长为《救亡日报》记者。她连载的《南京惨案亲历记》以血泪文字唤醒民众。她向艾芜请求稿纸支持时“誓以文字为武器”的决绝，折射出底层女性的精神觉醒。与此同时，童工群体的觉醒和陶行知的岩洞教育紧密相关。日军轰炸时，孩子们在岩洞内坚持读书识字，用《岩洞教育歌》传唱“要读书、要抗战”，可以说，岩洞课堂不仅起到了组织动员作用，也播下了革命斗争的理想信念，为人民战争的顺利推进注入了不竭动力。

　　以夏衍、郭沫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是文化抗战的组织者。夏衍在上海沦陷时冒死抢救《救亡日报》文件，郭沫若在长沙大火后怒斥“焦土政策误国”，均体现出文人“以文化守护民族根脉”的精神自觉，其核心诉求是团结文化界、构建抗日舆论阵地。西南剧展的举办不仅起到了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唤醒民众的巨大作用，而且将欧阳予倩的桂剧改革、田汉的话剧创作整合为“文化抗战的交响乐”，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抗战汇入的人民战争，从此改写了民族的命运。

　　优秀的电视剧艺术不仅能够真实反映历史，而且可以连通当下和未来。《阵地》的创作不是为了渲染仇恨，而是传递守望和平的核心主题。同时，该剧强调了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民族精神的当代意义，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吕梁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