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亚明

　　豫剧现代戏肇始于清末民初，民国时期在探索中发展，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蔚为大观。尤其是进入21世纪，豫剧现代戏作品更是在各种国家级艺术赛事活动中屡获殊荣，形成了令全国戏剧界称道的“河南戏剧现象”。豫剧现代戏自形成至今，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戏曲现代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既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豫剧现代戏创作的发展历程

　　豫剧现代戏萌芽于清末民初，其形成和发展既有时代因素，也有艺术因素。从其发展历程来看，豫剧现代戏是在社会变革、文艺思潮两种力量的双重影响下，在探索中发展前进的。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日益发展、壮大，豫剧现代戏在河南境内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时装戏”和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苏区、边区的“现实剧”两种形态。

　　在国统区出现较早、影响较大且有相关史料记载的豫剧现代戏中，由王镇南编剧、导演，常香玉担任主演的《打土地》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出宣传抗日的豫剧现代戏，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二月三日，中州戏曲研究社在开封醒豫舞台首演。“采用‘旧瓶装新酒’演出形式，即按古装戏穿戴、化妆、表演，话白半文半白，没有布景。土地、判官、小鬼、牛头、马面，均为演员扮演。”“当时戏曲反映现代生活还属早期，内容是现代的，人物装束却是古代的，常香玉扮演的逃难媳妇是青衣打扮，蓝布裙子袄，白腰包，梳大头，勒蓝绸子，戴银泡；老汉身穿老生衣，束大带，戴毡帽，挂髯口。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但当时，人们只注意剧情的内容和意义，并没有去计较扮相如何，反而觉得演出新颖、感人，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和爱国热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苏区、边区，“现实剧”剧目的舞台面貌和演出形式与《打土地》基本相似。豫剧现代戏《马素云之死》是一部受到当时的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奖励和表扬的剧目，取材于真人真事，群众剧社（当时的民艺剧社）以高调（豫剧）进行演出，很受群众欢迎。该剧讲述的是土改运动期间，妇会主任马素云带领大家到地主李广德家清查浮财后遭报复致死，最终由区政府出面而复仇的故事。该剧“唱是高调，词是庄稼话、农民话，不用拉幕，分场通快，还加了几段快板，很恰当。扮像（化装）、动作、表情，全按现实剧走，和话剧没啥两样，只是还有些比划（象征）的动作，像进门抬抬脚，开门关门用手比划，上场对子下场诗，独白和旁白还有一些。这都是观众很熟悉的形式，因此，从内容到形式，它都是咱冀鲁豫农民味的，真是地道的农民戏，群众能不爱它吗”。

　　从以上史料记载可发现，无论是国统区的“时装戏”还是解放区的“现实剧”，它们在发展初期的舞台上，普遍以一种“旧瓶装新酒”“新旧杂陈”的形式呈现。作为一个事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早期的豫剧现代戏在“以传统形式表现现当代生活”时所进行的艺术探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豫剧现代戏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一部又一部在豫剧现代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作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豫剧现代戏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话剧、歌剧等外来艺术形式的普遍上演，再加上“斯坦尼体系”的广泛影响，为豫剧现代戏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艺术基础。当时的河南省歌剧团演出的《新条件》《罗汉钱》《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一批现代戏剧目，已基本摆脱了豫剧现代戏诞生之初“用传统程式、传统唱腔、传统服装表现现代生活”的舞台面貌，它们向话剧学习，改变了传统的豫剧表演程式，向歌剧学习，在传统的豫剧音乐唱腔里加入了新的音乐成分，在舞台呈现上基本上做到了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广受观众的欢迎。1963年至1964年间，《李双双》《好媳妇》《社长的女儿》《人欢马叫》《刘氏牌坊》《冬去春来》等一大批现代戏剧目出现在豫剧的舞台上，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总理在观看《社长的女儿》之后，甚至亲自动笔书写了对剧目的修改意见。1965年，《人欢马叫》《社长的女儿》《杏花营》《打牌坊》等几部豫剧现代戏作品参加了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广受赞誉。此时，豫剧现代戏已经走在了全国现代戏创作的前列，成为全国现代戏创作争相观摩、学习的榜样。

　　这一时期的豫剧现代戏，艺术成就最高的，当属由河南豫剧院三团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朝阳沟》是一部在豫剧现代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豫剧现代戏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该剧紧扣时代的发展脉搏，以银环、栓保等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在舞台上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创造了以现代生活为基础的“戏曲化”动作，开创了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戏音乐唱腔。1964年元旦，《朝阳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阳沟》的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一大批豫剧现代戏作品的创作理念和舞台面貌。

　　1978年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豫剧现代戏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河南戏曲现代戏，其创作模式基本上采取的还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沿袭下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题材领域也由舞台上常见的农业题材不断拓展到工业题材、商业题材、教育题材、军旅题材等，有些剧目的题材领域甚至还有所突破。在总体舞台呈现上，豫剧现代戏在注重生活气息、乡土气息的同时，也越来越强化戏曲的写意性和形式美，注重整体舞台呈现美学品格和艺术格调的提高。

　　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豫剧现代戏艺术成就的，是由许昌市豫剧团创作并演出的《倒霉大叔的婚事》。该剧以常见的婚姻题材为切入点，通过“倒霉大叔”常有福由倒霉到重获幸福的悲欢历程，表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农村、农民精神风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此外，该剧还以喜剧化的艺术风格、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塑造了常有福这个乐观、朴实、幽默智慧的中原农民形象。较之于以往豫剧现代戏中相对固化的农民形象，“常倒霉”这一形象无疑是有着较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表现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的现代戏作品中，《倒霉大叔的婚事》以其小中见大的主题开掘、喜剧化的艺术风格、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成为众多同类题材中的翘楚。

　　20世纪90年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受多元现代文化艺术观念的冲击和影响，豫剧现代戏的创作开始尝试突破长期存在的中原农民戏剧文化模式，更加注重戏剧作品深层次文化内涵的开掘，注重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出现了《能人百不成》《红果，红了》《老子·儿子·弦子》《市井人生》《蚂蜂庄的姑爷》《都市风铃声》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

　　21世纪伊始，豫剧现代戏《香魂女》在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大奖，实现了河南戏剧在国家级专业艺术赛事中零奖项的突破。《香魂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豫剧现代戏内在发展动力在新世纪的延续，更是豫剧艺术不断发展的厚积薄发。该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突破了过去河南戏曲现代戏的固有模式，改变了以往河南戏剧人物形象简单化、类型化的倾向，多侧面、多角度塑造了人物形象，因而舞台上塑造的香嫂、环环等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该剧的舞台呈现凸显了一种精致化的艺术追求。在《香魂女》的舞台上，舞台面貌清新唯美，让人看到了豫剧现代戏在新世纪继续葆有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动力。

　　21世纪初期，豫剧现代戏的创作和生产依旧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推出了一批在全国唱得响的优秀剧目，如名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铡刀下的红梅》《村官李天成》《常香玉》等。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豫剧现代戏涌现出了《焦裕禄》《重渡沟》《大河安澜》等作品，并以其较高的艺术成就而屡获大奖。

　　豫剧现代戏《焦裕禄》以新的叙事角度、新的故事素材和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展现了焦裕禄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求实、为民”的精神，使人们从熟悉的英雄人物身上看到了与当今时代精神共通共鸣的亮点。该剧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中共中央宣传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重渡沟》则把重渡沟的自然美、旅游开发、精准扶贫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一名优秀基层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作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刻画了一个当代基层共产党员的鲜活形象，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该剧获得了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则是一部讲述厚重黄河文化的新时代现实题材作品。该剧以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父子两代人以生命守河、以生命治河的感人故事。该剧继承了河南省豫剧三团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切从人物出发，一切从生活出发，一切艺术手段都以塑造人物为核心，在舞台上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剧中人物的表演，大量借鉴传统戏曲程式表演，合理融入现代戏生活动作的表达方式，创造出了“堤坝打鼠”“水中测量”等精彩身段。在音乐唱腔设计上遵循“守正创新”的创作原则，采取强化剧种音乐特色和时代结合、和演员结合的“双结合”创作方法，在人物个性上下功夫。《大河安澜》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从20世纪初叶到21世纪20年代，从筚路蓝缕到日趋成熟，从《打土地》《刘胡兰》《小二黑结婚》《人欢马叫》《社长的女儿》《朝阳沟》《倒霉大叔的婚事》，到《香魂女》《铡刀下的红梅》《焦裕禄》《重渡沟》《大河安澜》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的问世，豫剧现代戏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发展过程，在以优秀作品讴歌伟大时代、塑造时代新人的同时，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留下了一座又一座豫剧现代戏发展的艺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