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福梅

　　四年前，西安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飞鹏在申请项目时定了一个小目标——至少完成100件西夏陵残碑及文本残件的缀合。如今，他完成了大约70件。“虽因残损严重无法整体复原，但拼合成相对较大的残块，还是能为西夏历史以及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信息。”这位学考古出身，却在机缘巧合下对西夏文产生好奇的学者说。

　　坐落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洪积扇戈壁滩上的西夏陵是西夏的皇家陵园，今年7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正是通过破译陵区西夏文残碑，才确定了7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的寿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确定墓主身份的西夏陵。

　　西夏文约六千字，由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授命大臣野利仁荣为记录党项语、仿借汉字造字方法创制而成。然而，西夏灭亡后，党项民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西夏文逐渐变成无人能识的“天书”，清末武威籍学者张澍就评价称“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

　　这些独特的方块字符，不仅凝聚了党项人的智慧，更是辽宋夏金时期西北地区文化交融互鉴的实证。从重新发现到艰难破译，再到成功解读大量西夏文献，百余年来，一代代西夏学学者凭借这把“金钥匙”，为世人打开了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仿借造字

　　你的姓氏，用西夏文怎么写？

　　只有4画的“王”变成了12画的复杂字，相对复杂的“张”却只需8笔就能写出来……在西夏陵博物馆西夏文与汉字交互体验屏前，大多数游客都会好奇地输入自己的姓氏甚至是名字，看看相对应的西夏文字长什么模样。他们试图透过熟悉的点、横、竖、撇、捺等笔画，建立起自己与这近千年前的神秘文字符号之间的“特殊连接”。

　　“在西夏陵，土遗址也好，出土器物也好，都明显存在承唐仿宋基础上的再创新，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夏文。它的内在逻辑是从汉字学的，但造型是自创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滨说，这充分说明，对多元文化的吸收融合是西夏党项人最大的特点。

　　西夏建立于公元1038年，与两宋、辽、金并立，鼎盛时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在历史中，西夏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不仅在西夏统辖范围内盛行了近两个世纪，还远播到汉族聚居的腹心地带，河北保定出土的2件明代西夏文经幢就是例证。

　　对于西夏文的创制历史，《宋史·夏国传》有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西夏文的创制是党项民族跨入较为先进民族行列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文字的制作对于一个游牧部落来说，只有当它有了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才有可能。”在今年7月出版的《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李华瑞这样写到。

　　经过多年研究，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是最接近汉文的一种，同属于表意性质方块字，由横、竖、点、拐、撇、捺等笔画构成，自上而下成行，自右而左成篇。而且西夏文的书写亦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等形式。在西夏双语教科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党项“双语人才”骨勒茂才就说过：“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长期研究西夏文的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段玉泉告诉记者，西夏文构成受到汉字“六书”影响，会意和形声字最多，比如西夏文的“爬”，就是由“手、足、行”三部分会意组成。同时，西夏语中还有大量的汉语“借词”，比如“单衣”的“单”就借自汉语，西夏文就在与汉语“单”字对应西夏字基础上，加上西夏文的“衣”做偏旁，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字，专门用来表示“衣服单薄”之意。

　　周边的回鹘、吐蕃、契丹等都有自己的语言，十分重视本民族特点的元昊为何选择模仿汉字造字？段玉泉认为，这正是中华文化向心力的体现。“造新字不是凭空就能造得出来的，文字是有规律的。不仅西夏文、契丹文借鉴汉字的造字规律，就连周边国家，如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字喃等，也深受汉字的影响。”他说。

　　正是基于汉字成熟的构造方法，西夏文很快创制成功并推广。李华瑞认为，西夏文的创制对西夏文化教育的兴盛、佛教的传播、文学的繁荣、印刷业的进步都有直接的影响，可以说对整个西夏文化的进步有划时代的贡献。

　　传播精粹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从汉代开始，都被历代统治者追封。但在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依然做出了令人惊叹的举措——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皆要立庙祭祀。

　　“仁孝一朝，西夏的儒学发展达到顶峰，包括‘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重大汉太学’。特别是尊孔子为‘文宣帝’，超过中原王朝‘文宣王’的封谥规格，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彭向前说。

　　其实，西夏统治者历来对儒家文化高度重视。早在元昊立国时期，他就组织人员把中原的儒家经典翻译成西夏文。据史书记载，西夏“教国人纪事用番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西夏学学者史金波认为，西夏文创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翻译汉文著述，在西夏传播中华文明的精粹。比如，第二代皇帝毅宗向宋朝“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朝赐予的《九经》包括《易经》《书经》《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中华文化中重要儒学经典的总汇。西夏早期重视儒学可见一斑。而宋朝也乐得赐予，这既是友好往来，又可对周边地区进行教化。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可知，西夏时期翻译了多种儒学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此外还翻译了史书《十二国》《贞观政要》，兵书《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

　　“西夏人把大量的汉文典籍翻译成了西夏文，这实际上就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向民族地区绵延和传播，是文明密码惠及四方。与此同时，西夏还保存了许多汉文失传的典籍，可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段玉泉说。

　　受访专家指出，西夏人不仅翻译、学习儒学经典，还能应用于实践。孙飞鹏就通过自己刚刚缀合的西夏陵七号陵东碑亭汉文残碑得到了启发。他一共缀合出13件成果，其中最大的一块共12行，行最多处11字，涉及诗文题名、部族名称、边缘装饰纹样以及单字缀合等多个方面。

　　“碑文中‘戎夷匪茹’这种以中原‘华夷之辨’的话语体系进行的指称，以及对‘唐虞’之风这样由儒家思想构建的理想政治模型的追求，均反映了西夏这一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尊崇。”孙飞鹏说，这种文化认同和相应的汉化举措，实质上参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建构进程，也为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提供实证

　　一本西夏文佛经，缘何会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

　　史书记载，西夏崇尚佛教。在宁夏境内就有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同心康济寺塔、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等多座风格各异的西夏古塔。这些年来，考古人员在清理发掘佛塔时，发现了众多珍贵文物，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1991年，考古人员在对贺兰山深处被损毁的拜寺沟方塔进行清理发掘时，发现了9册约有10万字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皆为蝴蝶装印本。这套佛经引发了研究人员牛达生的关注。他潜心钻研，小心论证，认为这本西夏文佛经是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古代印刷术大致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活字印刷又经历了胶泥活字、木活字等演变过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见早期的泥活字和印刷品实物遗存，只是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所记载——这也引发了个别国际学者对活字印刷术起源的质疑。

　　从版框栏线不衔接到页码、经名用字混乱，从倒字错字现象到隔行竹片印痕，《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到鉴定专家一致认可：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将中国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捍卫了活字印刷术由中国人发明的事实。如今，这套西夏文佛经以“镇馆之宝”的身份陈列于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还通过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时期泥、木活字印本，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2000多块西夏文雕版残片等，论证出西夏印刷业极其繁荣。

　　“西夏一直十分注意吸收学习中原文化，加上财力、物力有限，因此大力推广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印刷术并不奇怪。同时，因西夏当时疆域控制河西走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活字印刷术沿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过程中，西夏发挥了桥梁作用。”彭向前说。

　　在西夏陵博物馆，蜡像形象生动地还原了西夏时期的印刷场景，从工匠的服饰可以看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

　　据段玉泉介绍，他们在山嘴沟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活字印刷文献残件，存留了这一活字本印刷工序和参与人员的详细记载。其中，印刷环节涉及四道工序：校版面、拣活字、排版、印刷。相比其他工序，拣字的人员名单颇为庞大，涉及14人，且民族成分复杂，包括汉、党项以及藏族等多个民族。“这份史料补充了传统史料中没有记载的部分工序，展现了木活字印刷的清晰步骤。而一道拣活字的工序就是由包含多个民族的拣字工共同完成的，这已是实实在在的民族交融。”他说。

　　“绝学”不绝

　　公元1227年，蒙古铁骑结束了西夏近200年的历史。随着党项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西夏文逐渐变成无人能识的死文字。明代中叶以后，西夏文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被世人遗忘。

　　西夏文又是如何重新被世人发现的呢？

　　在西夏陵博物馆一楼展厅里，陈列着“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复制品，静静地向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讲述着那段历史。19世纪初，清代学者张澍在老家甘肃武威养病，一天与朋友共游清应寺，发现有一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当地人传闻，如果有人启封则有灭顶之灾。但张澍依然恳请拆开封砖，只见碑的正面是一整面似汉字却非汉字的碑文。等转到碑的另一面，所刻字为汉字，其中有记载建碑时间的“天祐民安”四字。天祐民安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顺的一个年号。张澍由此认定，碑正面所刻的不认识的字就是消失了几百年的西夏文。

　　“凉州碑”的发现，是世人重新认识西夏文的开端。但直到20世纪初，随着《番汉合时掌中珠》《同音》《文海宝韵》等字词典的出土及发现，才让西夏文真正被释读。

　　百余年来，在这些西夏人所著的字书、词书和韵书的基础上，海内外西夏学学者几经研究、推敲，推出多种版本的西夏字典，更实现了西夏文的电脑输入，方便学者查阅解读西夏文文献，并将研究领域拓展至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为世人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西夏文明画卷。

　　然而，解读西夏文字绝非坦途。复杂的语法、多样的书写方式，都为解读工作增添了重重困难。“认字与解读文献并非一回事。有些字分开我们都能认识，但放在一起或者放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不一定能解释对，就像汉语里的‘东’和‘西’，单独使用时都是指代方向，但合起来却是表示‘物体’的意思，意义就发生变化了。”段玉泉说。

　　正因如此，仍有不少学者默默从事着基础性的西夏文献资料整理和释读工作。在第九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就分享了《西夏语的谓词疑问前缀》《〈文海〉“循环字”考证》《夏译<孙子兵法>中的通假字》《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疑难字释证》《武威亥母洞寺遗址西夏文草书雇工契研究》等研究成果。

　　“解读文献一直会是西夏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宏观性的西夏历史研究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必须基于事实的论证，而这些事实都只有把材料读深读细才能够发现。”段玉泉说。

　　为此，这些年来，学界一直不遗余力培养能读懂西夏文的年轻学者。在宁夏大学，段玉泉开设有“西夏文字专题”课程，为研究生进行西夏文入门教学。“每年听课的人特别多，但能坚持学下去的就少了，我要求他们完整解读一卷西夏文文献，很多人都做不到。”段玉泉说，“绝学”语言学习的确不易，必须热爱并持之以恒，他考虑将课程向本科生开放，说不定能抓到更多“好的苗子”。

　　今年7月，第二届“全国民族古文字‘冷门绝学’后备人才培训班”也在宁夏大学举办，专家围绕西夏文、满文、回鹘文等“绝学”民族古文字，为全国4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40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进行授课，课程学术深度与实践广度相结合，保障“冷门绝学”有人继承、有所发展。

　　随着西夏陵申遗成功，神秘的西夏文字也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段玉泉认为，学界要加强与文化、旅游部门合作，提供准确、规范的西夏文内容供他们进行创造性转化。“西夏文里有很多名言警句和祝福话语，我们可以整理出来，供旅游景点和有兴趣的公众学习了解，这样也有益于提高学术研究的群众基础，实现双赢。”他说。（艾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