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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瑞峰 王馨
犯罪动作电影《捕风追影》讲述了黄德忠(成龙饰)带领以何秋果(张子枫饰)为代表的一众年轻司警组成的追踪队伍,与“影子”傅隆生(梁家辉饰)为首的“狼崽”盗贼团伙斗智斗勇,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该片自上映以来,票房表现强劲,口碑持续走高。然而,这些市场反响更多反映了其作为商业类型片的基本品质,并不能代表其在犯罪动作类型片的艺术创新与思想深度上实现了真正突破。
《捕风追影》剧照
作为一部典型的类型融合之作,《捕风追影》试图通过“新”与“旧”、父与子、男与女等多组对立关系中的微妙变化推动情节发展,同时,通过融入AI技术、性别权力、社会正义等流行话题,拓展了影片叙事的意义维度。这些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影片的话题度和讨论热度,并丰富了文本层次。然而,细究其叙事逻辑与价值呈现,便能发现影片中表达含糊、思维传统、剧情陈旧等问题,折射出当前国产犯罪动作类型片在创新方面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当代犯罪动作电影正普遍面临一种“创新的悖论”:一方面亟需突破枪战、追车、肉搏等传统类型程式的限制,回应技术迭代与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商业类型片的叙事安全区,难以真正实现美学与思想层面的跨越。《捕风追影》便处在这一困局之中。它试图讨论AI伦理、代际更迭、性别话语等新议题,却仍未摆脱“正邪对抗-团队合作-终极一战”的经典叙事框架,体现出当前类型电影在创新性与保守性之间的两难。
《捕风追影》着力刻画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传统人力与AI系统之间的冲突。“狼崽”团伙在“影子”傅隆生的养子熙蒙(此沙饰)的精心布局下,利用黑客技术伪造虚拟车辆干扰警方监控,以调虎离山之计完成盗窃。这一行为却引发了傅隆生的强烈不满,他认为下属对高科技手段缺乏足够的警惕意识。同样,在警方阵营中,也存在对高科技的态度分歧。这主要体现为警方对AI系统“Spice”的不同态度:总指挥官王雪梅(郎月婷饰)始终不信任“Spice”,因此提议邀请擅长传统追踪术的黄德忠协助办案;随着剧情推进,“Spice”在警方追捕盗贼的关键时刻发挥出重要贡献,其超强的学习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逐渐改变了王雪梅对高科技的态度。
影片表面上呈现的是不同群体对待高科技的态度差异,但当这种差异与人物代际、身份特质相勾连时,影片的主题便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它不仅反映了新与旧的思想碰撞,也揭示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立场差异。正如马克思·韦伯指出的,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往往存在张力。影片中,面对高科技,决策者们持审视态度,担忧新技术冲击传统价值;执行者们则更倾向于追求效率,体现出工具理性的驱动。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并未将不同立场简单塑造为尖锐的价值对立,而是以相对平等的方式呈现多种声音。由此巧妙地呼应了当下社会对科技应有的理性态度:既不固守传统排斥进步,也不盲目崇拜技术,而应在传统与创新的对话中,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只不过,其在主题深化方面仍显不足,未能跳出“传统与创新应相互融合”的主流论述框架,缺乏独具创见的观点注入。
此外,影片还通过强化“父”与“子”、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结构来呼应社会热点话题。“狼崽”团因不满养父傅隆生的控制,试图以“局中局”展开弑父行动推翻傅隆生的控制。然而在父子较量中,傅隆生最终凭借传统格斗手段反杀了擅长黑科技的养子。这场弑父行动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既暗示新生力量颠覆传统权威的失败,也揭示了“父”“子”之间复杂的情感羁绊,并指出傅隆生虽维系了自己的权势地位,但也因失去技术支持而最终落网。影片试图强调,在技术狂奔的时代,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新”与“旧”的对立,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协同共生。此外,警方内部不同性别、代际成员之间的观念冲突与和解,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
尽管如此,影片对这些议题的处理仍显得浅表,缺乏独到、深入的思考,未能实现真正的叙事突破和价值创新。尤其是在AI技术的表现上,影片主创一方面强调“AI不能取代人”,另一方面却通过警方依赖电脑监控、破解盗贼团伙的AI系统等情节,矛盾地暗示技术替代人力的不可逆发展趋势。这种价值表达的游移与模糊,恰恰暴露了当前犯罪类型片在应对新现实时的准备不足,既渴望创新,又难以超越类型传统与市场预期的双重约束。
《捕风追影》在商业类型片的范畴内表现合格,其动作设计、话题融合及社会敏感性均达到一定水准。然而,电影在思想深度、叙事创新与审美表达上的局限,也清晰映射出当前中国犯罪动作类型片所面临的创作困局:如何超越社会议题的表层搬运,实现真正具有原创力的主题开掘与形式创新?未来同类电影若想实现突破,仍需在艺术表达与社会关怀之间找到更个性化的叙事路径,在回应时代之问的同时,提供具有启发性的价值思考。
(作者杨瑞峰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馨系兰州大学文学院2024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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