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遂营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时刻，笔者有幸读到人民日报出版社与晨光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长篇叙事诗《号角》，内心深受触动，久久难以平静。在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号角从来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它更是召唤、信念与精神的象征。这部作品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命历程为经线，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为纬线，编织出一幅气势恢宏、情感磅礴的历史图景。它既是对聂耳个人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号角”所承载意义的深刻阐释。

　　聂耳的音乐作品奏响的不仅是集结的号令，更是唤醒整个民族的战斗强音，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义无反顾、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1954年，聂耳墓迁建之际，郭沫若在《聂耳墓志铭》开篇题写道：“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2002年，在聂耳诞辰90周年时，作曲家傅庚辰于《时代的号角 人民的知音》中强调：“学习聂耳，就要走音乐与时代相结合的道路。”《义勇军进行曲》既洋溢着进行曲特有的激昂斗志，又蕴含着民族音乐的深沉韵味，“三万里锦绣河山的壮阔，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图腾，都在旋律的抑扬顿挫中”。聂耳的音乐之所以流传不朽，正因他始终“耳朵贴着大地”，既聆听到民族的苦难与挣扎，也听见了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愿景。“‘长城’，矗立在文字里”“中华儿女，邀来风，驱散云”。

　　从战争号角、革命号角，到时代号角、民族号角，诗人何南创作的这部长篇叙事诗以诗行贯穿着每一个精神坐标的血脉与回响，并在《尾声 飞遍世界的歌声》中，赋予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度。“这歌声正飘向越来越广阔的地方，在最高的山巅，在最深的海洋，在最纯净的雪地里，在最碧绿的草尖上。这首歌的每个音符，都何其有力、何其响亮。”山巅、海洋、雪地、草尖，这段密集的意象链，写出了文明的高度、历史的深度、心灵的纯净、生命的韧性，最后以“夜色的安详”作为全诗结尾，诗人以史诗笔触将《义勇军进行曲》的全球化传播谱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暖愿景。

　　以聂耳和国歌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众多，但《号角》独辟蹊径，采用了长篇叙事诗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创新表现，并在“小引+诗章”的双层文本中完成抒情与叙事的有机结合。作品打破了某些传统叙事诗重叙轻诗的局限，采用“以史为骨，以诗为魂”的创作方法。在描写聂耳创作《铁蹄下的歌女》时，作者将寒夜中的琴声比作“五线谱上跳动的火焰”，使历史场景升华为诗性意象。这种既忠实于史实又赋予诗意的写法，为聂耳和国歌故事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

　　优美与崇高的辩证统一是作品的另一特色。诗中描写九九音乐社练琴的场景——“聂耳的小提琴声声如诉，曼陀铃的声音细腻而又婉转”，其唯美意境与后文“它们用黄钟大吕的声音启迪聂耳——用音乐，将这世界改变”的壮烈意象形成强烈对比，完美再现了聂耳音乐中柔情与刚毅并存的特质。这种艺术处理既展现了聂耳作为艺术家的灵动与深邃，又彰显了其作为革命者的崇高与坚定。

　　作为一部长篇叙事诗，《号角》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诗歌以“音乐基因”的隐喻阐释了文化自信的深层内涵。诗人将聂耳采集的云南民间音调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演进，比拟为民族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展示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

　　《号角》巧妙地以23章结构对应聂耳23载生命，读者在激动人心的诗行中听见历史的回声与现实的共鸣，聂耳23岁的生命也在这声波的共振中获得了永恒。在这个意义上，《号角》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追寻，正如《号角》的后记“聂耳，不止是一座雕像”提醒的一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聂耳的音乐精神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漫漫长路上，真正的文明之光不会因地域而隔阂，不会因语言而阻隔。

　　“你是长着‘四只耳朵’的人，你一定能听到这宇宙之声！”号角是战歌，也是凯歌；《号角》是心灵的纽带，也是未来的召唤。艺术如何倾听并塑造时代精神？聂耳的艺术实践，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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