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荣健

　　在这部戏里，杜甫是放下身段的。那些皆有可能的遛门碰壁、皆不能免的人情世故如在眼前，摆脱了令人生厌的调门和姿态，让杜甫变得跟我们有关，显得真实活泛，槽点十足。

　　全剧是好看的，人物性格，表演情态，情境意象，还有因落差造成荒唐的风格化尺度，都已经有了。全剧围绕杜甫的三个心结，突出一个跌磕蹭蹬，讲的全是人情世故，有内心支点，有细节，都打在了人的心坎上。特别是冯远征的表演，细腻松弛，节奏把控拿捏得非常到位。无论如何，它已然具备了好戏的品格与成色，这是毋庸置疑的。

《杜甫》剧照。（图片源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微信公众号）

　　但也有遗憾。看戏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想，就像杜甫这样蹭蹬叩门、到处求官的样子，难道不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官迷吗？当然不是，但当他不得不周旋于人情世故时，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在这方面，这部戏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公元744年，杜甫和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三人怀古梁园，登单父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绝对是唐诗的高光时刻。石门一别，高李和李杜再无相见，从此确立了杜甫的牵绊。

　　大幕拉开，序幕上来就给了一道绚烂高光，将盛唐的余晖和唐诗的灿烂投到了杜甫身上。尽管此处略显摆戏，情境偏实，但依然开阔有力地展现了这样的历史情境，安史之乱拦腰一斫，斩断了历史，也斩断了灿烂至极的诗和诗的尊严。

《杜甫》剧照。（图片源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微博）

　　随后是六场戏，正戏开始于肃宗至德年间。翻开宣传册页，“编剧的话”说：“写《杜甫》，则惘然，满脑子都是人生坎坷路……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不被世人理解的唐·吉诃德，恍惚他在大战风车，与虚无相搏击，这应该就是杜甫！”因为开头的高光和随后的斩断，我隐约地捕捉到了剧中常带荒唐感的原因——那已然消逝的大唐盛世和灿烂诗国，对于杜甫来说，始终还在。

　　杜甫一生坎坷，一路蹭蹬，趟的是人情世故的路，可这些不过是表象，是看得见的戏和人生，是历史悲剧的人间活演。现实无奈的背后，实有执拗和坚持。当编剧将杜甫“形象的种子”描述为唐·吉诃德，就意味着故事定性，需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挖掘出内在的痛苦，二是呈现出外在的荒唐。而它的理想状态，就是内方外圆的处世之道，以及夸张变形了的方和圆。

　　全剧六场戏，讲成州逃难，讲投奔严武，讲诗歌遭嫌弃，支点和节点都小。三个心结，其实主要讲的是友谊的小船翻没翻的问题。

　　第一个心结，仕途顺达的高适，为何不救陷入死劫的李白、不回自己投奔求告的书信？

　　背景为安史之乱爆发，前情是杜甫和高适、李白昔日同游梁宋，结下了深厚情谊。杜甫在逃难途中，目睹官府抓捕百姓的场景，这一幕可视作“三别”“三吏”诗意的提炼与集中体现，然而，它所揭示的却是杜甫内心深处的纠结，以及对高适那微弱而渺茫的希望和无从得知的音讯的深切挂牵。

《杜甫》剧照。（图片源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微信公众号）

　　杜甫内心有想法，但不说，没法说，妻子的唠叨就是他的耐受——必须说明，尽管剧中妻子的戏份不多，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种世情折射是贯通全剧的。转身一束凄冷的光，杜甫毫无体面，如丧家之犬，饿晕在地。一切处理得如依稀在梦里，而那块将他救活的饼，反差写照出这样的残酷现实——杜甫和李白的命，如同梦里悬念，真正救他们的，可能不过是一个底层妇人施以的救济。于是，我们顿时理解了，杜甫为何一生都关心民间疾苦，能够始终替底层百姓说话。

　　无论高适还是严武，其实他们待杜甫都还不错。比如，高适要杜甫代笔，无非是找个托词不伤自尊，补贴一点润笔，荒唐在将“大败撤退”写为“转战”的曲笔。严武纵贪养功，转手杀人，以致杜甫和严武大打出手，荒唐在刀背纵贪、刀刃杀人的权术。两处细节，似不经意，却透露出了时局形势和官场现实，进而呈现出杜甫的真实处境、风骨坚守和可爱性情。某种意义上，高适和严武，就是前后衔接的现实线索。

　　第二个心结，曾经的世交好友严武，怎么变成了一个刀背纵贪、刀刃杀人的人？

　　在杜甫真实的人生当中，严武对他照顾颇多，剧中所用笔墨也最多。杜甫投奔严武，见其麾下章彝骄纵，视下知上，自觉往后会混不到一块去，被吓跑了。后来迫于无奈，跟人情世故周旋，正式入幕严府。前面严武放任章彝贪污，在需要时又刀刃杀人，结果杜甫与严武大打出手，愤然离去。事关原则问题，杜甫要讲道理。

　　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还有那种豪迈气象、堂正道理吗？没有了，人自然也变得精致各色、多为己谋了，翻云覆雨，司空见惯。一个赫赫节度使，一个著名大诗人，两人荒唐至极地大打出手，进一步靠近了初始的形象种子。对于杜甫来说，有关家国社稷的理想主义坍塌了。

　　第三个心结，高适主编的诗选乃至凡有名目的选编出版项目，自己的诗歌一首都没有入选。

　　这对于曾跟高适、李白同游梁宋而上过热搜、制造了唐诗高光时刻的杜甫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重大打击。我们都知道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认真态度，无论才情还有私谊，任谁都会不解，都会无限内心戏，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别看杜甫深谙人情世故，也懂得豁达包容，但他的自得与骄傲是刻在骨子里的。在坎坷仓皇、穷困潦倒之际，诗歌就是他最坚硬的风骨和最后的底气。潜台词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认真和专业的。

　　在社稷崩坏、兵荒马乱之际，他退守到了仅可侥幸独善的破败茅屋。那是他穷困潦倒的栖所，也是他广大无垠的诗国。结果秋夜狂风，屋顶被掀了，茅草不给他剩下几根，诗歌也一概遭到嫌弃，这是什么世道？以往我们谈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多只说杜甫胸怀悲悯、关心民间疾苦，却忽视了他的诗情因何而发。这狂风看似是写实，实则也写照了造成他的诗歌落选的荒唐世道。我们分明看到杜甫在发飙怒骂、发疯狂笑——翘你娃儿的放狗追了我一辈子，就剩屋顶几根茅草也要收了，对我的诗歌也要胡掀乱判，你们到底要搞哪样？至此，初始设定的形象种子才完成了它的成长与成熟，成为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充满强烈戏剧张力且独具历史韵味的杜甫。

　　这部戏的形象定位、结构布局和叙事推进，有独特发现，有构思创意，有生活智慧，且都打在了我的点上。我不吝啬表扬，但如前所述，人情世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我也不避讳商榷。

　　杜甫毕竟还是杜甫，而不只是诗人杜二。我们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在坎坷奔波、穷困窘迫的处境当中，杜甫的痛苦以及超越痛苦的能量在哪里？我看到了杜甫的烦恼和忧愁、苦乐与悲悯、执拗与性情，但抵御痛苦的力量从何而来，这一点并不清楚。

　　这涉及两个关键，一是人的命题，二是人物性格。前者事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意味着自我定位和方向选择，成为戏剧动机的支撑，决定了人物真正的战场、可能的痛苦和潜在的能量在哪里。后者事关“我的方式和态度”，往往由人的性格和心理所支配，反映出人与外部环境之间更加现实、直观和具体的互动状态。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物面对自己和外部环境的反应机制，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反映出来的人格境界，往往决定了人能否及如何超越痛苦、突破困境，最终传递出蕴含在理想人格中的哲理思考和价值旨趣。

　　终其一生，杜甫都没有摆脱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终极命题，那就是形役，为身所困所累。他的地位如此卑微，他的物质处境如此匮乏，偏偏他的诗国是如此广大。杜甫所坚守的诗歌尊严，是他的底层逻辑吗？真正的答案藏在这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温饱和仕途，都是他爬过的山头，而诗歌则是最接近也最有可能攀上顶峰的那一个。峰顶有什么？灵魂自由。相应地，杜甫内在真正的痛苦在哪里，已然呼之欲出。

　　那就是为身所困所累，而超越痛苦的能量则来自他的诗国和他在诗歌中的自由。凡明理者，皆有执着，这几乎是所有知识分子痛苦的根源。积极入世而又狼狈困窘如杜甫者，尤其如此。剧中有吗？情义，道理，诗歌，看似都是，越来越接近，但狼狈还是狼狈，困窘还是困窘，却没有成为主体性的精神痛苦。很大程度上，这跟杜甫的精神诉求不明有关，因不明而缺了汇合锤炼，也失了内在张力，而这又跟李白淡出剧情有关。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序幕。三人同游梁宋，其实也是钓鱼，是唐代知识分子的姿态和门路，而进入戏剧的叙事，创作者替杜甫放下的两根鱼线，一个高适钓出了严武，一个李白钓出了苏涣，隐约对应了人情世故和精神世界。

　　对于剧中几乎悬若游丝的李杜关系，我蛮诧异。不仅因为李杜并称，还因为李白、杜甫和高适三人同游梁宋所确立的独特人物结构，更因为涉及杜甫的精神世界，李白和苏涣都很重要。李白是起点，是过程，是年轻时的浪漫和中年时的念想。苏涣是结果，是杜甫跟自己和解的可能。

　　我始终以为，杜甫的内心里藏着一个李白。他们本就是一类人，可杜甫学不来，被性格拘着，被生活压着，久久难以释放出来。李白就是另一个杜甫，一个对象化了的、有关自由理想的杜甫。他跟现实在乎的、认真执着的“这一个杜甫”惺惺相惜，写照出知识分子的形役问题。在此前提下，杜甫才有需要摆脱、需要悟道、需要苏涣出场的急迫性。剧中用到了杜甫写李白的诗句“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选用甚好，契机和情境也好，可以看作是自况自嘲，但李白几乎不在过程中，还是影响了本应更好的呈现。

　　一块饼救活，一次饱食噎死，如巴掌一拍，拍下了一条命，形成结构性的荒唐和喜感。嘚瑟过，发飙过，明白了，也算是备极哀荣。诚如编剧所说：“那是江湖上最高的礼遇！”告别之际，李白、高适、严武都来了。但回过头看，李白显得突兀，只能说是结构性的补白，而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也就难以镌刻出杜甫终其一生为之所累的真正痛苦，进而更加开阔有力地展开他的精神世界。将李白更好地纳入进来，是必要和值得的。我相信，创作者更有经验，更懂得其中的价值和意义。我愿拭目以待。（郑荣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