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艳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是抗日烈士赵一曼1935年在东北抗日斗争期间创作的诗句，集中体现了她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的献身意志。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8月25日电视剧《归队》在各大平台热播，以影像再现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抗争历程。为讲好抗战故事，《归队》另辟蹊径，聚焦东北抗联一支失联小队，深入刻画在日军残酷围剿下的战士们于绝境中挣扎求生并寻机归队的场景，折射出抗战时期三千万东北同胞所遭受的深重苦难，由此唤醒那段由无数个体的选择、抗争与牺牲汇聚而成的民族记忆。

　　多线叙事中的众生相

　　剧作通过展现抗联小队幸存的六位队员离散后各自不同的遭际，描摹了一幅白山黑水间广阔的生活图景。长白山不仅有原始状态的森林、草甸，还有烧杀抢掠的日本侵略者，传承数百年的参帮，以命淘金的矿区，有情有义的葱山土匪窝。形形色色的人物群体不但拓展了剧情的空间维度，体现出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气息，而且使得抗战群像摆脱单一化，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人物形象鲜活而有生命力。

　　在日军持续围剿下，鲁长山与小贵见证了参帮的内讧，兰花儿将葱山土匪窝感化为抗日队伍，德远与福庆逃出了生死一线的日军劳工营，云虎也在蓄意谋财的矿山塌方中捡回一条命，观众随着剧情的铺陈在社会各群体中游走穿梭。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但是抗联战士，鱼龙混杂的松林镇上酒楼老板娘大阔枝，参加过“抗日义勇军”的土匪葱山“小白马”，找到百年老参时大呼“棒槌”的“老把头”，唱着二人转的“小红枣”……从莽莽山林到二人转戏班，从山参野狼到方言黑话，《归队》中俯拾皆是的东北符号承载着这片黑土地上悠久的历史，众生相也在这些充满年代感与地域特色的细节中悄然浮现。

　　写实美学下的人民战争

　　《归队》秉持现实主义的风格，再现了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极寒温度与饥饿状态下抗联战士的极端生存处境。剧中最常见的食物就是贴饼子，抗联小队被困拐子河时十几人分食一个贴饼子，兰花儿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为她偷偷带出的也是贴饼子，但贴饼子却并不常有，抗联战士们时常只能在山林间寻找充饥的野草，鲁长山排长甚至在动物粪便中翻找未消化的玉米粒。“食物叙事”就此在剧中完成一次升华，观众也直观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残酷与厚重。当然，剧作的现实质感不仅体现在食物的匮乏上，也体现在食物的地域特色上。不论是伪军肖团长为日寇送去的聚福楼的酱肘子，四季青的烤鸭掌，还是田老爷为儿子小贵准备的猪肘子与血肠，都有着东北饮食的鲜明特色。

　　正如网友评论所说，《归队》把抗战剧拍出了“人味儿”。写实不仅突破了时空隔膜，令抗联历史可亲可感，而且打破了脸谱化的人物设定，描摹了抗联战士在极端环境下迸发出的人性光辉与复杂灰度。正如导演臧溪川老师所说，“我们无意塑造完美的英雄。我们想要展现战争这张巨网下，真实的人如何在恐惧中生出勇气，在迷茫中找到坚定，在绝望里点燃希望。这些人性的复杂切面，才是这部剧最动人的心跳。”作为地主家儿子的田小贵怀抱着满腔报国热血一次次抛弃富足的生活离家归队，即使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也并未泄密，但他却在日本特务的药物控制下突破了心理防线，在背叛与忠诚间反复横跳，终究在战友的争取下选择为心中的信仰而牺牲。汤德远的信念在伪军牢狱的折磨与对病弱的父母的愧疚中动摇，又在不能忘却的国仇家恨中重建抗战决心。抗联战士不仅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也是父亲、母亲、丈夫、恋人、儿子、女儿，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正因此，剧作展现的不仅是抗联战士的斗争史，更是这片黑山白水间所有同胞的受难史与抗争史。

　　总之，得益于主创团队对历史的尊重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观，《归队》以群像视角与写实美学拓展了抗战影视的表达边界，不但使抗战题材获得了新的叙事空间，而且让历史与当下观众之间建立更深的情感纽带。（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