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恩

　　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的画作似乎十分晦涩难懂。尽管培根在创作理念上与抽象主义、极简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且他的呈现常带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作为普通观者的我们依然会觉得它们不可阐释。即使是在后期较为温情的肖像与人体画中，赤裸、极端、真实、毫不妥协的情感也扑面而来，人物的悲痛、欢愉、哀恸或愤怒如同裸露的创口，让观者惊讶颤抖，甚至想要咆哮。

　　事实上，在《艺术的告白：培根谈画录》中，隐藏着一条有关艺术与救赎的线索。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这位现代画家苦心孤诣营造的精神之塔。

　　乍看上去，培根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拒绝上帝，庆祝虚无，践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他喜欢引用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经典台词来表达自己对存在的态度：“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儿意义。”想想福克纳那本著名的现代小说《喧哗与骚动》，便可明白，这几乎是所有现代艺术家共享的一种世界观。矛盾的是，不论是在培根早期较为极端的创作和中后期温情的人体肖像画中，我们都能找到许多宗教意味特别浓厚的“受难图”“教皇绘画”和“悲剧历史画”。尤其是在晚年伴侣离世、身体每况愈下、哮喘病持续发作的情况下，他在死亡的阴影中创作出了更多的宗教宏大叙事绘画。

　　培根真的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吗？其实从《艺术的告白》中，我们可以隐约推断出，培根的救赎正是艺术与创造力本身。批评家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中写道：“现代的历史就是为上帝寻找一位总督。理性、自然、精神、文化、艺术、崇高、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他者、欲望、生命力和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时不时地充当了被取代的神的形式。”如果我们以这个框架来审视培根，会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培根其实用绘画替代了上帝，将其变成了自己在世俗时代的信仰。他谈及创作中的意图和意外的那些话语，回荡着神秘感和难以言说性：“新画作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我在画的时候，突然，形象和方向仿佛从绘画材料自身中始料未及地涌现。这就是我所谓的意外。”绘画的完成伴随着理性无法解释的顿悟，在全神贯注的某一瞬间，艺术家似乎与上帝完成了沉默的对话。

　　培根说自己厌恶形而上学与神秘主义，却又反复强调自己绘画中的直觉：“我认为是直觉创造了画中的形象……直觉非常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像是一场意外……以完全震惊的方式，生发出了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既是一场意外，同时又是彻底的清晰历然。”读到这样的话，老练的读者会立即想起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画家丽莉，她在自己的孤独中依靠着直觉上下求索，只为完成一幅伟大的画作。在岁月的流逝中，生命陨落，海浪腐蚀了公寓，家庭被战争打碎，一切都是那么脆弱与易逝。再次回到了海边的公寓，丽莉“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好像在一刹那间看清了眼前的景象”，随着最后一笔的落下，她“终于画出了在心头萦回多年的幻景”。人的生命终究抵抗不过岁月的流逝，唯有艺术能够不朽，能够带领艺术家实现他苦苦追索的“神秘灵交”。这种交流到底是什么，伍尔夫从来没有说清楚，培根在谈及时也总是使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但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毕竟，如果创造力被祛魅了，就失去了其本身的神圣性。

　　绘画不仅带来了“神秘灵交”，也是作家获得不朽情感的方式。在第二任伴侣自杀后，培根画了大量纪念爱人的三联画。在1971年《三联画，纪念乔治·戴尔》的右联中，粉红色背景显示出温情的感觉，画家和爱人互为镜像，成了难以割舍的一体。只有在艺术中，他才能最终让爱人获得永恒，他们的身体、灵魂、生命才能够紧密相连、相互交织，没有什么情感比这更神圣、更强烈、更美好，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失去这样的情感更痛苦、更心碎、更折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培根把自己的精力几乎全部献给了绘画，他画自己的爱人，画自己将死的肖像，捕捉血肉之躯的神韵与脉动。这是一位艺术家面对死亡时深切的恐惧与哀悼，也是他面对世界的狂暴激情与最后的温柔。

　　现代艺术以反抗宗教开始，却终于构建了另一个“上帝”。在重建“美神”的道路上，现代派小说家追寻着福楼拜的脚步，操纵叙事视角，打破线性时间，将复杂多变的叙事风格变成新的信仰。如果说小说家还有一只脚扎根在世俗的土壤中，那么在艾略特、庞德等现代诗人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拒绝交流的纯诗的诞生。而现代绘画则将这种精神求索推向了一个晦暗不明的逼仄之地。画家们孤独寂寞地探索着一种个人的神秘感觉，不为交流，只为构建一座独立于世俗生活的精神之塔。

　　培根的对谈者米歇尔·阿钦波在前言中写：“弗朗西斯·培根努力塑造自己的缺失。他对抗框限，对抗精准表达与冥顽的绝望，结果是衰败，空化，湮灭，变质，腐坏，不停地流血，渗出，痛苦。他不寻求冲淡、缓释，他直面挑战，潜入最深处。他自深渊中归来，带来可怕的怪兽，那是我们曾描测到的物种，然而，在弗朗西斯·培根之前，不曾有人真正揭示过。”这样的总结可说是格外到位。（李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