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书含

　　近年来，面对当下新的时代命题与生活现实，“70后”作家意识到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的重要性。他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寻根”，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特色，以期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交织、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交融的文学景观。艾略特在论述传统与个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由此可见，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后代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演变。这方面葛亮、东君、李修文、马拉、哲贵等作家均作出了有益探索，他们从主题、形式、笔法、气韵等层面均向古典小说美学深处敞开，既完成了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转换，又为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赓续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表达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文学主题、文学形式、文化意象、美学方法等几个方面。

　　首先，“70后”作家在表现现代城市生活时，向中国传统文学主题致敬。例如，哲贵《微不足道的一切》的叙事主题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家庭叙事，同时融入现代元素，赋予这一经典叙事模式新的时代内涵。小说将视野聚集在温州信河街上的一个家庭内，父子夫妻的家庭伦理是其叙事重心。概而言之，中年男人丁小武在父亲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后放弃事业，全职照顾父亲，在尽一个儿子的孝心的同时“找回父亲”“找回自己”；一向说一不二的家庭妇女柯又红坚决反对丈夫让公公住在家里的决定，却在丁小武真的搬出去后产生了深深的空虚和恐惧；在事业与婚姻上“一意孤行”的丁点点，在经历过父亲患病、生养女儿两件人生大事后与母亲达成了和解，对家庭、对世界多了一份理解、包容和感恩。小说将丁小武一家几十年的日常生活浓缩在几万字的篇幅内，这其中既有丁小武对父亲的孝敬、柯又红对丈夫的依靠，也有丁点点对父母的感恩。可以说，这个家庭很好地诠释了《仪礼·丧服》中的“三从”，但从这家人的相处模式中，看不到封建糟粕，只有夫妻恩爱、父慈子孝的温馨画面，家人们勠力同心、面对生活中挫折与磨难时的坚韧与顽强，以及经过漫长岁月“修炼”后的共情与理解。哲贵写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应该有的样子。

　　其次，有的作品化用了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以及传统文化意象与元素。马拉《余零图残卷》用古典世情小说外壳包裹现代城市生活内涵，将几组人物关系及其命运隐藏在四幅古代名画中（《陶铮语移山图》—《愚公移山图》，《古修泉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柳侍衣簪花图》—《簪花仕女图》，《顾惜持行旅图》—《溪山行旅图》），画作的文化内涵与小说的人物命运相互指涉。例如第二章《古修泉夜宴图》中，作者将名画主角韩熙载置换为小说人物古修泉，古修泉那场一掷千金的“夜宴”，使他与有夫之妇姚林风之间满城皆知的婚外情更加惊心动魄。小说结尾时，一场铺天盖地、百年不遇的大雪，掩盖了铁城一切的丑陋与不堪；“国学大师”顾惜持的自杀，也意味着“残卷”永远得不到修复，那些无从解释的谜语和真相将被永远埋葬。整个铁城有如《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颇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意境。小说在虚虚实实之间游走，在真情假意之间踟蹰，开头那场令人惊异的“芒果雨”也与《废都》开头的“天象异变”气息相通。马拉用古典文学的形式与意象写出了城市的“空”与“废”，人的“虚”与“伪”，虚构了一部以艺术真实超越生活真实的“铁城世情书”。再如，弋舟《我们的踟蹰》化用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人物结构、情感关系，写出了李选、曾铖和张立均三个都市男女在爱与被爱之间的呐喊与彷徨；而东君的《我们在守灵室喝下午茶》《在陶庵》《去佛罗伦萨晒太阳》，葛亮的《浮图》《灵隐》《侧拱时期的莲花》等新作，则是古典小说与现代类型小说、侦探小说的结合。后者在平实或荒诞的叙述中，将古代遗风余韵融入当下城市生活的日常与无常，使紧张、暴烈与怪诞隐藏在宗教、民间技艺、中国功夫的表面之下，使尖锐的机锋藏拙于日常生活的绵软中。

　　再有，“缘物抒情”是“70后”作家追溯城市历史的美学方法。“物”作为时代节点的标志，更多发挥着布朗所谓“物论”中“强调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作用。同一类物的反复出现和不同物的依次出现，不断地闪回或接连登场，反映着时代变革，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历史与“物”的方法。“70后”作家在通过风景、物事、声音、气味、动作构置城市古典气韵的同时，也以一种“格物”的文学视野和“缘物抒情”的艺术手法写出了与传统有关的品行和情感。

　　房伟《石头城》中，“缘物”的情感形式凝固为老相册中的全家福和长江边的石头山（城）。收集有关南京历史的小文章、制作剪贴报，以及定期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父亲在心底凭吊先祖、疗愈创伤的方式。乔叶在2021年发表的小说《合影为什么是留念》中提到“全家福”对于家庭的重要意义：“在世的活色生香，于镜头里皆得见。去世的沉默寂静，于镜头的空白处也皆得见。”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时光定格、凝固，“被保鲜为绵长光阴”；这“被截取下来的瞬间真实”意味着即使一个人的肉身已经化为泥土，但永远不会被时间打败。“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在父亲向“我”展示老相册里的全家福时，“我”触摸到了那些有关血肉和伤痛的回忆，涌起一股怀念过去的冲动。而在葛亮的作品中，朱雀、纸鸢、月饼、瓦猫等生民日用之物以及“修书”“飞发”等精妙绝伦的民间技艺，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穿缀物”与历史、时势同气相通，在政治与审美的张力中，彰显了作者对世界、苍生、自我“有情”的文化立场。

　　又如，路内《雾行者》中的假身份证相当于粉饰的“假面”，造就了一批时代的“假人”。这些“假面”与“假人”是时代特有的印记，也是我们观察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窗口——巨大的人口、资源流动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特质，“我不相信”成为默认的时代表情。而对于个体来说，身份的匿名化对应着生命意义的消解，意味着对柄谷行人所谓“内面性”的否定，其中包括四海为家的漂泊、无可归依的精神和昙花一现的希望。此外，鲁敏《金色河流》中谢老师的红皮笔记本，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中黑色的五斗橱、暗绿色的雨花石、日记本、游戏机、钢笔、天蓝色雨披，张忌《南货店》中的搪瓷杯、饼干罐、青灰长袍、绿军装、捷克机床、照相机，吴文莉《黄金城》中的小提琴、《辞海》及西安城里的各色点心、美食，在作为时代变革的象征外，同时作为历史的细节，审视着人与人、人与生活世界、人与时代的情感关系，积淀着人物内心丰厚的情感与记忆，开拓了小说的诗学空间。

　　“70后”作家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代，成长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完成精神世界的建构，形成最初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因而，相较于更年轻代际的作家，“70后”作家具有相对敏锐的时代感知力和较为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近年来，“70后”作家在新时代语境下进行文学创作时，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精义，融通古今、会通中西。不管是回溯城市历史、反映城市现实，还是畅想城市未来的作品，都蕴藉着深沉的古典哲学与美学色彩，以及宏阔博大的时代精神。他们创作的城市题材小说，集史实、诗文、技艺于一体，其主题、形式、笔法、气韵均向中国古典美学深处敞开，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通过风景、物事、声音、气味、动作构置城市古典气韵的同时，也写出了与传统有关的情感和品德。这是近年来“70后”作家城市书写的独到之处，也是其突出贡献。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