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鸿叶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舆图组组长，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深褐色樟木柜中，静静躺着数千幅古地图。它们或绘于绢帛，或刻于石碑，或印于纸页，有的残缺斑驳，有的依然色彩鲜艳——这些被岁月封存的“历史切片”，不仅是地理信息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立体档案”。

　　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天地之间：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以这些古地图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从战国铜版到清代绢图，从“计里画方”到经纬度实测，书中50余幅经典古地图的“复活”，不仅让我们看到古人如何认知世界，更解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创新。

　　古地图：被折叠的历史长卷

　　地图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古人对世界的“回答”。这些看似静态的图形，实则是动态的历史记忆——它们记录了疆域的伸缩、技术的进步、文化的交融，甚至藏着古人的情感与想象。

　　战国中山国的铜版《兆域图》，是书中开篇的“主角”之一。1974年出土于河北平山的它，长94厘米、宽48厘米，表面因墓葬火烧而凹凸变形，却依然清晰可见用金银丝镶嵌的线条与铭文。“兆”即墓域，这是中山王为自己规划陵园的建筑蓝图。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建筑规划图，更是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

　　比《兆域图》晚约400年的西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则展现了古人对“现实空间”的精确认知。这幅绘于绢帛的地图，长97厘米、宽93厘米，以1∶18万的比例（约合汉代“一寸折十里”）描绘了长沙国南部的山川、城邑与道路。图中30余条河流的走向与现代卫星地图高度吻合，80余个居民点以矩形（县城）和圆形（乡里）符号区分，20余条道路用虚实线标注。根据相关学者考证，图上所绘制的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的弯曲等，和今日的实际情况大体相似，这也证明《地形图》是一幅经过科学测量的地图。

　　如果说《兆域图》是“微观空间”的秩序、《马王堆地形图》是“区域空间”的写实，那么宋代《禹跡图》则开启了“宏观空间”的探索。现存于西安碑林的《禹跡图》石碑，刻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图上以“计里画方”法绘制了255个方格，每格“折地百里”，横70格、纵73格，覆盖了“九州”的核心区域。

　　“计里画方”相当于古代的“经纬网”，通过网格定位，让地图从“示意图”变为“实用图”。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它的出现，更推动了后世《广舆图》等大型地图集的诞生。

　　明代《坤舆万国全图》的出现，是中国古地图史上的一次“裂变”。这幅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以椭圆投影法呈现全球，首次将“地圆说”“经纬度”引入中国。但它并非“西方中心”的复制——为了让中国读者接受，利玛窦调整了投影，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山脉用青绿山水法绘制，河流以双曲线表现，与传统舆图风格一致。利玛窦知道，要让中国士大夫接受新的地理观，必须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与符号。这幅地图的彩绘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虽仅存一条屏（亚洲部分），但仍可见海洋用浅灰波纹填充，山脉以立体形态勾勒。它既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更是跨文化对话的见证。

　　与《坤舆万国全图》的“开放”不同，清代《福建舆图》则以“宏大”诠释了“疆域主权”。这幅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绢本地图，长7.5米、宽7.5米，四周以黄缎镶边，绣有9条金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单幅绢本地图。图中详细绘制了福建九府一州的疆界、城池、关隘，甚至台湾府的“诸罗县”“凤山县”也被清晰标注——“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正式纳入福建管辖，这幅图正是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时刻而绘制。”图中用红色单线标府界、绿色标县界，道路以黄底红条纹表示，这种标准化的符号体系，说明清代已形成成熟的行政地图绘制规范。

　　地图里藏着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古地图的绘制，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行为”。从符号选择到内容取舍，从命名逻辑到绘图风格，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人的价值观与文化基因。

　　南宋黄裳为嘉王赵扩（后来的宋宁宗）绘制的“天地人三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是书中诠释“宇宙观”的典型案例。《天文图》刻于石碑，上半部分为星图，标注了1400余颗恒星，涵盖三垣二十八宿；下半部分为图说，系统讲解“天体圆、地体方”“日为德、月为刑”的哲学；《地理图》则绘制了宋代疆域，标注了400余处府州县，图跋中写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暗含收复失地的期许；《帝王绍运图》以图表形式排列自黄帝起的帝王世系，评说盛衰之理。

　　三图并列，正是“天人合一”的具象化表达：天有星象，地有山河，人有历史，三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宇宙秩序。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观的灌输——嘉王后来成为宋宁宗，或许正是这些图激发了他“修德行政”的理想。

　　明代《山西镇总图》《宣府镇总图》等“边镇图”，则是“家国同构”的缩影。这些地图以形象画法绘制了九边重镇的边堡、关隘与山川，山西镇的“宁武关”“雁门关”，宣府镇的“张家口堡”“独石城”等，均用醒目标注，旁注驻军人数、粮秣储备。

　　边镇图不是普通地图，而是军事防御的“活档案”。《宣府镇总图》中“张家口堡”标注“朝往夕返”“远商辐辏”，既记录了军事功能，又反映了边贸的繁荣；这些地图不仅是防御工具，更强化了“守边即守家”的国家意识。

　　明代《河防一览图》则以“治河”诠释了家国情怀。这幅由治河专家潘季驯主持绘制的长卷，纵43厘米、横2010厘米，详细标注了黄河从星宿海到入海口的河道、堤坝与水患点，甚至记录了“束水冲沙”的治河策略。潘季驯4次治河，这幅图是他经验的总结。

　　图中“祖陵图说”“皇陵图说”强调黄河对皇家陵寝的保护，但实际上治河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护陵”“护国”的政治任务。图中大量标注的“民埝”“官堤”，则体现了“官民共守”的治理智慧——古人早已知晓，大河安则家国安。

　　中华文明的延续，还在于对“空间”的认知与守护

　　书中大量引用国图藏珍稀舆图，如世界最大绢本《福建舆图》、清代《云南全省舆图》（26册，含102幅分图）、明代《全海图注》（记录沿海卫所与倭寇防御）等。这些地图多为首次系统整理，部分甚至从未公开出版。例如，《云南全省舆图》分“全省总图”“府厅州总图”“县分图”三级，比例尺从“百里方”到“十里方”，这是清代官方测绘的典范。每幅分图都附“图说”，记录疆域四至、人口、赋税，堪称“清代云南百科全书”。

　　书中避免了晦涩的专业术语，转而以“故事化”叙述激活古地图。例如，讲述《康熙皇舆全览图》时，作者不仅介绍其“首次实测珠穆朗玛峰”“验证地球扁圆说”的科学成就，更还原了测绘背后的细节。

　　康熙四十年（1701），传教士安多等人先在北京周边试测，康熙帝将结果与旧图对比，发现新图更精确，才敢展开全国测绘；测绘队用“三角测量法”翻山越岭，在西藏最早发现并测绘珠穆朗玛峰，比印度测量局早135年。这些细节让地图不再是“死物”，而是一群人用脚步、仪器与智慧写就的“流动的历史”。

　　书中特别关注古地图对当代的启示。例如，《郑和航海图》记录了30余国的航线，标注了“满剌加”（马六甲）“古里”（卡利卡特）等地名，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高度重合；《乾隆十三排图》以经纬度网格标注新疆，与今天的“国家版图意识”一脉相承；《五岳真形图》的符号被现代设计师借鉴，成为“中国风”文创的灵感来源。古地图不仅属于过去，更连接着现在与未来。

　　从战国铜版上的“兆域”到清代绢图中的“天下”，从“计里画方”的传统到经纬度实测的科学，《天地之间：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以舆图为线，串起了一部“看得见的中国史”。这些被岁月磨洗的古地图，不再是“故纸堆”里的旧物，而是会说话的“历史证人”——它们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怀，也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不仅在于文字的传承，还在于对“空间”的认知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