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娟

　　“一个没有年岁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重新发现自己，在毁灭的火焰之中。”“胜利和荣耀永远属于不见的主人”，这个主人是“虚无的时间”。这首诗写于1947年，时年穆旦30岁，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九死一生，行走千里，经历丰富，诗歌兼具理性与沉思的品质。虽然他的诗歌价值直到他去世后多年才重新被发现、被认定，但他的思想和荣耀一直都在。

　　穆旦出生于天津，祖籍是浙江海宁查家，是有名的望族，这也是出生在桐乡的邹汉明产生对穆旦探究兴趣的原因。虽然据他考证，穆旦并没有真正在海宁生活过，但是海宁一直以徐志摩和穆旦两位现代诗人双峰并峙为傲。同为浙江海宁人，徐志摩的传记有几十种，但穆旦的传记可以说寥寥可数。比较重要的有陈伯良的《穆旦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南开大学教授王宏印的《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易彬的《穆旦年谱》《穆旦评传》等。邹汉明的《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多方走访唐湜、郑敏、来新夏、杨苡等穆旦的故交旧友，试图呈现出多元立体的穆旦形象，厘清穆旦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内在思想理路，尝试对穆旦的个体生命经验与诗歌创作内在动力进行细致分析。

　　该书通过多重视角的印证，建构起多重记忆场景。穆旦留下的回忆录文字并不算多，特别是西南联大师生西迁、野人山大撤退等惨烈回忆，穆旦本人并没有太多细节追忆。邹汉明通过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书信等资料，尽可能还原穆旦的学习与生活现场。通过赵瑞蕻的《南岳山中，蒙自湖畔》、闻一多给儿子们的书信（《闻一多全集》）、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穆旦自己的回忆录《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周明道的《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等，拼贴起西南联大师生离开长沙前往南岳再到昆明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些史料展示了钱穆、汤用彤、吴宓、冯友兰、金岳霖、朱自清等文学大家刻苦研读的场景，也说明了穆旦的诗人成长之路与他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穆旦辗转沪宁多地，作者也采证了黄裳、杨苡等与穆旦有过交往的朋友的书信、口述等材料，披沙淘金，钩沉拾遗，拼贴起穆旦的生平轨迹。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下纵向展示了穆旦的成长经历，体现出战时流动性的特殊空间体验。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师生的撤退和转移形成了全新的文学地图和精神样态，“行走”是穆旦诗歌生长的土壤，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际遇，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学者共同西迁南进，让“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同时实现，也使得穆旦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扎根大地，具有宏大气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陷落，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清华学生结伴辗转去往长沙。1938年日军侵略湖南，南岳分校结束，他们又徒步去往昆明。穆旦的《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记录了这些行走的历程。正是在祖国西南大地上用脚步丈量的这份深情，使穆旦的诗歌中拥有了厚重的家国情怀。正如《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书中写到：“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除车船代步、休息或受阻外，实际步行40天，除去乘船乘车，实际步行1300公里。平均日行32公里。这是战时中国教育史上极为动人的一幕。虚龄21岁的穆旦躬逢其时。对于一名诗人来说，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必须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正因为由此不平凡的1300公里步行经验，穆旦从此体会到了‘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也正因此，1941年12月，穆旦创作的《赞美》才会如此气势磅礴、感人至深。《赞美》中的山峦村庄、河流森林、狂野的风、耕作的农夫……汇聚成无言而壮阔的场景，只有对这块宽广的土地有切肤的感受，才能写出这种深沉的爱。

　　西南联大诗人群形成了战乱中的精神高地，这“年青的昆明的一群”是中国文学场域中一个特殊现象。在祖国遍地硝烟、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师生高擎精神火把，师长辈的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和学生辈的诗人们共同学习；同时，还有燕卜荪、奥登等外国老师带着西方现代诗潮观念授课创作，给穆旦这批西南联大学子带来了思想和艺术上的沉潜与滋养。和穆旦同期的还有赵瑞蕻、董庶、杨苡等好友，他们成立诗社，谈诗论艺，共同进步。在西南联大的蒙自分校文法学院，朱自清、陈寅恪都在日记与诗作中书写过蒙自的南湖，而穆旦也常和赵瑞蕻等同学在南湖漫步，修习功课，并积极参加南湖诗社的活动。穆旦大量阅读英文原典，如雪莱、惠特曼、欧文、艾略特等，这些都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穆旦对诗歌的理解。作者通过对穆旦所在的文学场域的梳理，展现出穆旦诗歌写作背后的空间、历史和现实境遇，也说明了“中国新诗派”诗人群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该书具有“诗史互证”的气质，特别是在穆旦的战乱生活与军旅生涯中。1945年全民抗战中，穆旦写下了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很成熟的《旗》。抗战结束后，穆旦写出了直面战争的诗剧《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歌以复调结构，“森林”和“人”对唱，最后组成安魂的《葬歌》，以“峰顶静穆的声音”为牺牲的英灵招魂。诗歌和史料的互证，呈现出穆旦诗歌语言的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充分展现了哺育出穆旦式现代诗人的特殊时代。在移动的战时空间，在民族存亡关头，在国内外一流的诗人学者汇聚一堂的逃亡路上，在每时每刻都面对生死危机的极端情境下，穆旦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形式，用直见性命的现代白话照进现实。而遇到诗坛的不理解和攻击的时候，同为学院派的诗人们表达了对穆旦的深刻理解。对于穆旦的名篇《诗八首》，同期的诗人郑敏认为：“穆旦在40年代写出这类感情浓烈、结构复杂的诗，说明中国新诗发展到40年代已经面临丰收和成熟。”1947年，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的袁可嘉在天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上发表评论，认为穆旦代表了新传统的追求。唐湜则认为：“穆旦深沉的思想力，践行了马修·阿诺德的‘诗人必须进别人不敢进的窄门’，在绝望里求希望。”这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他们既属于这个时代，又在灵魂深处的撕扯中凝视这个时代。他们最终形成了“中国新诗”派（九叶诗派），成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次群体性的重要实践。

　　一位诗人可能永远都在寻找自己语言的故乡。战争和行走经验、西方现代派的中国传播、复杂的现实与人性体验，共同构成了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经验，造就了现代新诗语言的革新和理性的抒情。穆旦1948年前主要是诗人，1953年归国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翻译上，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语言。《穆旦传：新生的野力》是对穆旦的致敬，也是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又坚韧不拔的民族的致敬。（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