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百亮

　　1943年6月的一天，好莱坞名人卓别林被告上法庭，原告是他曾经的弟子、23岁的女演员琼·贝瑞，卓别林被指控是她刚出生的女儿卡罗尔·安的父亲。

　　这场吸引人眼球的官司旷日持久，经历了很多波折。血型分析发现，琼是A型血，卡罗尔是B型血，根据血型遗传法则，婴儿的父亲必然是B型血或AB型血，而卓别林是O型血，因此不可能是这个女婴的生父。但是琼的律师义愤填膺地指出，血型分析不足为凭，因为它只能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却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是谁。1945年1月，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由11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做出判决：卓别林是这个女婴的父亲，因此必须为她提供抚养费，直到她21岁。

　　这场诉讼与其说关乎生物学，不如说关乎道德和正义。一边是富有的社会名人，另一边是不幸的年轻母亲，情感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后者。卓别林的父亲身份并非源于他与女婴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是源于他与其母亲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毕竟，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类亲子诉讼的意义在于维护孩子的利益，赋予其合法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保障。血缘关系固然要考虑，但是当血缘关系无法确定时，对于生物学意义上血缘关系的考虑就要让位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即一方面要避免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另一方面要打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出现之前，在这类亲子关系诉讼中，要想确定父亲的身份，只能通过观察社会事实，即如果男被告与孩子的生母在之前的合理时间内发生过亲密关系，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这样的逻辑并非这个陪审团所特有的，而是存在于许多社会的法律传统中，并且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米拉尼奇教授在《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中所指出的那样，婚生推定原则不仅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英美、欧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法律体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

　　1945年，一个名叫雷莫·奇波利的意大利男子起诉妻子通奸，并否认自己是她生下的婴儿的父亲，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婴儿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二战快要结束时，许多非洲裔美国士兵曾经驻扎在那一地区。这个婴儿被称为“比萨的小摩尔人”，这件事也轰动一时。最后，民事法庭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判定奇波利在法律上就是孩子的父亲，因此要承担与这一法律身份相应的一切义务。

　　在奇波利案中，大自然本身已经通过孩子的肤色揭示了父亲身份的真相，但是法律选择了无视这一真相。这表明人们一方面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父亲，并通过科学来确定生物学父亲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对真相的强大后果心存忌惮。尤其是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不是被揭示的对象，而是被法律和政治所遮蔽的对象。

　　在奇波利案中有三个主角，分别是奇波利夫妇和混血婴儿，第四个人物是缺席的，他就是作为混血婴儿生父的美国黑人大兵。在对这个案子的大量讨论中，没有一处揭示他的身份，甚至对他只字未提。这种缺席并非偶然，因为他的身份不仅是未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被主动抹去了，而做出这一选择的，不仅有意大利的法律，还有美国军方的法律——阻碍美国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婚姻。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可以观察到的生理学事实（怀孕和分娩）决定了母亲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父亲的身份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父亲身份之谜影响和塑造了人类的深层意识结构，成为人类社会和心理的原始基础。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证。从荷马史诗到圣经故事，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从歌德、哈代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父亲身份之谜成为一个永恒话题，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现代经济关系的兴起、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秘密。

　　在世界范围内，父亲身份的确定都十分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可以继承财产，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姓名，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成员并获得相应支持。而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父亲身份决定了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进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在19世纪之前，父亲身份主要是根据父亲对孩子的社会投入来确定的，尤其是婚姻状况以及对孩子的抚养和支持，而这些主要依据的是社会网络、口头传统以及父亲对孩子本身的接受或拒绝。在19世纪，优生学提供了新的亲子关系分析方法，包括身体测量、外观相似性。20世纪初，随着ABO血型系统的发现，血型检测被用于亲子鉴定。然而，就像在卓别林案中那样，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排除，而不能用于确认。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启了鉴定亲子关系的新时代，从1960年代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系统、1980年代的DNA指纹技术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到1990年代的STR分析，再到21世纪的新一代测序技术（NGS），亲子鉴定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快速。

　　现代亲子鉴定技术似乎一劳永逸地揭开了笼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自己的遗传背景，突然之间，父亲的身份变得不再神秘，确立亲子关系、揭露出轨事件、找到失散的子女、解开婴儿混淆之谜、发现一个人真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这些都成为可能。然而，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生物学真相的确立并没有终结对父亲身份的探索，科学上的确定性反而更加凸显了父亲身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性。随着大规模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多元化以及辅助生殖、胚子捐赠和代孕等技术手段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意义上的父亲身份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甚至会变得更加复杂。只有通过探索权力、性别和社会等级、观念和欲望的历史，我们才能理解、确定父亲身份究竟是什么。

　　可见，父亲身份与家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情感上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具体男人、女人、孩子和家庭的个人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综合运用了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和政治史的写作手法，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档案和记录（包括科学档案、法律文件和大众媒体）巧妙交织到一起，为我们呈现了父亲身份的丰富内涵。

　　1943年6月的一天，好莱坞名人卓别林被告上法庭，原告是他曾经的弟子、23岁的女演员琼·贝瑞，卓别林被指控是她刚出生的女儿卡罗尔·安的父亲。

　　这场吸引人眼球的官司旷日持久，经历了很多波折。血型分析发现，琼是A型血，卡罗尔是B型血，根据血型遗传法则，婴儿的父亲必然是B型血或AB型血，而卓别林是O型血，因此不可能是这个女婴的生父。但是琼的律师义愤填膺地指出，血型分析不足为凭，因为它只能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却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是谁。1945年1月，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由11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做出判决：卓别林是这个女婴的父亲，因此必须为她提供抚养费，直到她21岁。

　　这场诉讼与其说关乎生物学，不如说关乎道德和正义。一边是富有的社会名人，另一边是不幸的年轻母亲，情感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后者。卓别林的父亲身份并非源于他与女婴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是源于他与其母亲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毕竟，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类亲子诉讼的意义在于维护孩子的利益，赋予其合法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保障。血缘关系固然要考虑，但是当血缘关系无法确定时，对于生物学意义上血缘关系的考虑就要让位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即一方面要避免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另一方面要打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出现之前，在这类亲子关系诉讼中，要想确定父亲的身份，只能通过观察社会事实，即如果男被告与孩子的生母在之前的合理时间内发生过亲密关系，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这样的逻辑并非这个陪审团所特有的，而是存在于许多社会的法律传统中，并且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米拉尼奇教授在《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中所指出的那样，婚生推定原则不仅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英美、欧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法律体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

　　1945年，一个名叫雷莫·奇波利的意大利男子起诉妻子通奸，并否认自己是她生下的婴儿的父亲，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婴儿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二战快要结束时，许多非洲裔美国士兵曾经驻扎在那一地区。这个婴儿被称为“比萨的小摩尔人”，这件事也轰动一时。最后，民事法庭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判定奇波利在法律上就是孩子的父亲，因此要承担与这一法律身份相应的一切义务。

　　在奇波利案中，大自然本身已经通过孩子的肤色揭示了父亲身份的真相，但是法律选择了无视这一真相。这表明人们一方面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父亲，并通过科学来确定生物学父亲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对真相的强大后果心存忌惮。尤其是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不是被揭示的对象，而是被法律和政治所遮蔽的对象。

　　在奇波利案中有三个主角，分别是奇波利夫妇和混血婴儿，第四个人物是缺席的，他就是作为混血婴儿生父的美国黑人大兵。在对这个案子的大量讨论中，没有一处揭示他的身份，甚至对他只字未提。这种缺席并非偶然，因为他的身份不仅是未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被主动抹去了，而做出这一选择的，不仅有意大利的法律，还有美国军方的法律——阻碍美国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婚姻。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可以观察到的生理学事实（怀孕和分娩）决定了母亲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父亲的身份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父亲身份之谜影响和塑造了人类的深层意识结构，成为人类社会和心理的原始基础。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证。从荷马史诗到圣经故事，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从歌德、哈代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父亲身份之谜成为一个永恒话题，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现代经济关系的兴起、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秘密。

　　在世界范围内，父亲身份的确定都十分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可以继承财产，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姓名，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成员并获得相应支持。而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父亲身份决定了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进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在19世纪之前，父亲身份主要是根据父亲对孩子的社会投入来确定的，尤其是婚姻状况以及对孩子的抚养和支持，而这些主要依据的是社会网络、口头传统以及父亲对孩子本身的接受或拒绝。在19世纪，优生学提供了新的亲子关系分析方法，包括身体测量、外观相似性。20世纪初，随着ABO血型系统的发现，血型检测被用于亲子鉴定。然而，就像在卓别林案中那样，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排除，而不能用于确认。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启了鉴定亲子关系的新时代，从1960年代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系统、1980年代的DNA指纹技术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到1990年代的STR分析，再到21世纪的新一代测序技术（NGS），亲子鉴定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快速。

　　现代亲子鉴定技术似乎一劳永逸地揭开了笼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自己的遗传背景，突然之间，父亲的身份变得不再神秘，确立亲子关系、揭露出轨事件、找到失散的子女、解开婴儿混淆之谜、发现一个人真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这些都成为可能。然而，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生物学真相的确立并没有终结对父亲身份的探索，科学上的确定性反而更加凸显了父亲身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性。随着大规模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多元化以及辅助生殖、胚子捐赠和代孕等技术手段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意义上的父亲身份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甚至会变得更加复杂。只有通过探索权力、性别和社会等级、观念和欲望的历史，我们才能理解、确定父亲身份究竟是什么。

　　可见，父亲身份与家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情感上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具体男人、女人、孩子和家庭的个人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综合运用了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和政治史的写作手法，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档案和记录（包括科学档案、法律文件和大众媒体）巧妙交织到一起，为我们呈现了父亲身份的丰富内涵。（马百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