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家光

　　在2025年推理文学的版图上，新的动态正不断出现。例如，《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新书分享会，活动吸引了众多推理小说爱好者参与。该书共收录13篇中国当代推理小说家、话剧导演、电影编导等不同领域创作者的访谈文章，试图由此呈现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化发展的复杂和多元面貌。

　　作为一个地道的舶来品，推理小说在中国已走过逾百年历程。走过这段历程，推理小说收获了众多中国读者的喜爱，与此同时，中国推理小说的发展于热闹之中潜藏危机。

　　自晚清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被翻译引入，推理小说在中国登场。从翻译国外作品，到中国小说家开始尝试原创，这一文学类型在中国逐渐形成规模。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读者与作者，从最初学习“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宾”，到后来推崇黄金时代的阿加莎、埃勒里·奎因、迪克森·卡尔等大师，再到关注日本推理小说诸家，可谓始终在汲取国外创作的养分。到今天，欧美推理小说持续有新作出版，日本推理小说更是占据国内推理小说市场的大半江山，而中国推理小说创作则需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可以看到，推理文艺近年来在大众层面的热度颇高。推理悬疑类影视作品时有爆款出现，受众群体不断扩大。以网剧为例，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不在少数，如《白夜追凶》（2017年）、《无证之罪》（2017年）、《隐秘的角落》（2020年）、《沉默的真相》（2020年）、《开端》（2022年）、《漫长的季节》（2023年）等。一些原来只在推理文学圈中活跃的作家如紫金陈、马伯庸等，也通过影视化改编在大众层面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再往前推，像《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等推理悬疑古装剧，以及《重案六组》《法证先锋》等刑侦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些现象来看，难以断言中国推理文学有衰微之势。然而，能够获得影视化改编机会的作家只是少数，而且影视剧的成功也并不意味着原著小说同样出色，毕竟影视剧与小说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

　　推理小说来自西方，在中国传统文学类型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对应的类别。公案小说与推理小说有着本质区别，前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缺乏根基的推理小说要在中国获得强劲发展，本身就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而非创作的空白之地。可以说，对科学与理性的推崇，对谜题与解谜的热衷，构成了推理小说的内核，也使得其自成一格。如果偏离这些核心要素，推理小说可能演变成冒险小说、犯罪小说、惊悚小说等，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理小说。

　　当下中国推理小说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以日本推理小说为代表的国外推理小说广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原创推理小说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原创推理小说在剧情、风格等方面也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深刻影响，不少作品带有明显的模仿性。对读者来说，既然可以直接阅读原汁原味的日本推理小说，又何必选择模仿之作？再加上国内目前尚缺乏有影响力的推理文学奖项来扶持新人，缺乏侦探文学权威的发表渠道，长此以往，便会造成中国原创推理小说发展动力不足，佳作难觅。因此，实现推理小说的中国化十分重要且迫切。

　　在此，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推理小说？推理小说该如何实现中国化？推理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与科幻小说一同撑起了文学内在的理性维度。它传递的并非如民国作家所言的科学与法治，而是更为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这一点在本格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在中文系教授逻辑学的经历，我深刻认识到包含理性的情感教育的必要性。而推理小说的价值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格推理是推理小说中理性意识的典范，却在中国遇冷，这是令人遗憾的。

　　理性与解谜是推理小说的关键要素。文学不同于科学，如果不能实现本土化，就不能为大众所喜爱。而作为通俗文艺，无法为大众所喜爱就意味着失去了其根基。日本推理文学也曾经历过本土化的过程，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等推理小说家都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才成就了日本推理文学如今的辉煌，使其具有鲜明的日系特色，与欧美推理文学有所区别。

　　在推理小说中国化的过程中，许多作者也进行了积极尝试。时晨的新作《虫神山事件》是一部融入民俗元素的本格推理小说，通过民俗要素构建了一个“中国风”的文学世界。呼延云的《真相推理师·凶宅》也属于这一创作方向。时晨此前的《侦探往事》《侠盗的遗产》则另辟蹊径，把故事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不是去地域化的当代城市。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作品，分别把故事设定在唐天宝年间、明洪熙年间等，同样是在这方面的探索。这些尝试固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有时难免给人一种“套壳”之感，尚需进一步深入文化的肌理，将中华传统文化转化为内在的叙事动力。紫金陈的《坏小孩》等作品，聚焦中国当下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既有社会派推理的风格，又体现了载道文学的传统，是另一种形式的尝试。不过，过于关注社会议题，有时会使悬疑大于推理，理性维度就被压缩了。此外，在类型融合方面，麦家的“谍战”作品，以及各类刑侦剧，也都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过，无论是民俗元素的运用、特定历史时空的设置，还是类型的融合，都还需要突破表层的形式，走向深刻的精神层面。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推理文学的精神与西方推理文学有何本质不同？“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系列的持续出版，2025年民国推理小说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再版等，表明对早期中国推理小说的挖掘和整理仍在进行，可为当代的创作提供有益借鉴。在程小青等人的笔下，侦探不是抽象的个体或单纯的破案机器，而是富有家国情怀的义士，社会关怀是中国推理小说的内在特质。应该注意的是，推理小说对真相和“解谜”的追求可能导致作品走向游戏化，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它需要转向对社会的关注；但过度强调社会性又容易使作品失去趣味性，因此需要重新寻找一种平衡。可以说，这种在游戏化与社会性之间的摇摆，构成了推理小说发展的动力。

　　如何在体现社会性的同时保持趣味性，考验着作者的创作智慧。如果缺失“解谜”这一核心维度，小说就失去了灵魂，沦为无趣的游戏。因此，当下的中国推理小说创作在运用中国元素、表达社会关怀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解谜”这一关键要素。如果没有对“解谜”的孜孜以求，推理小说的中国化就如同无本之木。而且，对于中国元素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符号的加入上，还应该深入到中国文化和情感的内部。只有深刻理解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和情感结构，才能创作出即使没有显性的中国元素也充满中国味道的推理小说。即推理小说的中国化需超越外在符号，转向对中国人行为逻辑与情感结构的挖掘，要从“中国风”深化至“中国性”。在我看来，当一系列这样的优秀作品涌现时，中国原创推理小说才是真正走向成熟与独立。

　　从日本等地的发展经验来看，除了作者自身的努力，若能出现具有公信力的组织和权威奖项，将从制度层面推动和保障推理文学的发展。2024年，首届新星国际推理文学奖获奖作品发布，奖项的建立是一个好的尝试，而权威性的建立则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中国推理小说期待更多有关未来的“风景”出现。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