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若存

　　一

　　生成中的数字文化正深刻且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推动大众文艺生活持续变化，与之伴生的是新大众文艺这一建构性场域。概言之，新大众文艺涵盖网络文学、超文本文艺、人工智能文艺、数字动画、数字游戏、网络影视剧、自媒体短视频、网络微短剧等各种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大众文艺形态。而分析、阐释与评价这一大众文艺形态的内在机理，成为当下文艺评论的新命题。

　　新大众文艺形态多样，共同点在于都是基于数字媒介的大众文艺性生产。新媒介技术的强势介入，往往使文艺活动中的其他要素及相互关系发生改变，催生新的文艺特质。30多年来，国人运用数字媒介技术形式开展了蔚为大观的文艺生产活动，形成了表达中国现象的新大众文艺，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具体而言，中国新大众文艺相较西方数字媒介文艺有一定的独特性：起步晚却发展快，生产量大且用户多，注重类型化创新和产业化发展，培育出若干具有海外传播效应的IP。这些特性涉及文艺观念、技术特征、价值导向和文化需求等方面，凸显出新大众文艺在文学语言符号与其他文艺符号之间、文艺与生活之间、文艺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形式融合与边界突破。

　　既有的学术脉络和思想史在应对传统媒介大众文化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数字媒介技术塑造的文艺场域与以往差异显著，致使关于该场域的研究面临新的评价与阐释有效性问题。而无论新大众文艺理论话语的建构、新大众文艺发展史的叙述，还是新大众文艺产业机制的导引，都离不开批评实践的中介和催化。因此，新大众文艺批评可被视为理解新大众文艺及其文化环境的重要路径，在“文化地图”的意义上勾勒文艺形态的坐标、边界和地形，并揭示其所处的文化气候。

　　地图往往是逐渐“绘制”的，故新大众文艺批评不断在文艺疆域上进行探索和记录。在绘制的过程中，全新的数字媒介在哪些方面依赖传统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又在哪些方面形成了断裂和缝隙？旧媒介技术在新媒介运作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新媒介技术赋予旧媒介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构成了这份动态地图的参数。对比20世纪90年代与今天的计算机图形界面，可以看到变化是巨大的。这意味着新媒介语境下的新大众文艺研究可以沿用“惯例”，更需要尝试“发明”。毕竟，基于传统媒介对大众文艺的批评经验，对新大众文艺这样的新生事物而言，可能不再具备解释力和判断力。对新大众文艺批评而言，当下首要的是对其特有的批评范式（研究范式的基础）、其蕴含的批评话语的理论性和历史性延伸展开探讨与论证，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批评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

　　文艺批评及其文化语境具有共享意义和价值的社群性，这一性质在数字网络化时代表现为强交互性，因此，新大众文艺批评能够提供持续探究、更新与融合的，与人类数字化生存深度关联的“批评性集体智慧”。当前，海量的新媒介文艺生产已将人们置于广阔的数字文化环境中，人们在批评实践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人与媒介之间的相互塑造：数字媒介不仅改变了人们在世界中的感受，将人们转化为数字技术性的“存在”，也向人们抛出了关于认知世界的新问题。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由人们阐释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所以作为方式方法的新大众文艺批评实践就不断彰显其重要性。

　　具体的新大众文艺批评实践，需对各类作品和现象进行客观再现的描述、意义阐释的解读与价值判断的评价。在当下，新大众文艺批评更应发挥对话和纽带功能，在作者、作品、受众之间建立联系，进而在文艺与社会之间建立联系。为确保批评话语的联结作用，评论概念工具不应轻易更换，但如前所述，大众文艺的媒介要素已在本体论层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下的“问题化情境”在于大众文艺的分析和评价遭遇了数字新媒介这一“他者”，而“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创造性思维（productive thinking）”往往在遭遇他者时被激发。

　　因此，新大众文艺的批评范式有所转换，且首先涉及以下几点：一是媒介技术问题。在媒介研究中，媒介意味着感知和呈现世界的技术，从古至今，人们通过口语媒介、书写—印刷媒介、电力媒介和数字—网络媒介来体验和认识世界。媒介技术就是一种既为讯息形式又为讯息内容、以诸种形态作用于人类世界各种情境的探究工具，而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新大众文艺在此意义上则是关于人与世界新关系的审美性存在。二是媒介与经验问题。从经验哲学和美学视角来看，文艺可以有效地改善人类整体的生存经验。既然数字媒介是人类感官的进一步延伸与扩展，那么新大众文艺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就可以不断更新人类的整体感性能力、改变人类的总体文化经验。三是技术与伦理问题。对数字媒介技术的使用基于一种“责任”伦理，才可能真正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新大众文艺传播中以沟通、共享为底色的仪式性文化观，表明其蕴藏着推动新审美共同体形成的能量。

　　基于上述或隐或显的要素可见，新大众文艺批评兼具文艺批评与媒介批评双重属性。一切艺术表达、思想主题、意义价值的问题，均基于对数字媒介的系统性认知与思考。其中有几个特征值得留意。其一，强调新大众文艺作品或现象的数字文艺性。无论具体是何种形态，新大众文艺的数字文艺性生成过程皆呈现出显著的接受主体介入性或参与性的特征。这种数字生成的尺度，是人与数字媒介技术“人—机”新关系的表现，是对古老的、一体两面的“技术性—艺术性”的重新唤醒，也是对创造性概念的重申和生产性概念的凸显。换言之，打破了创造性的“天才”迷思，强调数字生成的生产性，因此数字文艺性蕴含着数字审美的标准。其二，在艺术空间中，“虚拟性”要素被提到与传统文艺“知觉性”和“想象性”相提并论甚至更重要的地位。在诸多新大众文艺形态中，构建不同于现实的各种虚拟世界的经验模式，成为当代人们数字化生存独有的文化补偿机制。这突破了超链接、超文本和超媒体所带来的审美经验限度，嬗变为虚拟世界经验，即通过虚拟自我、虚拟对象物和总体上的虚拟世界进一步延伸人的经验，确立新的审美经验尺度。其三，在文化意义上推动数字文化世界的符号系统演化。数字文化可视作数字化社会的符号表意活动总体，新大众文艺批评作为解码活动，具有符号系统意义建构的知识演绎性质。新大众文艺进行文字、图像、声音和影像的多媒介、复合符号意义生产，相应的批评则是意义的再生产、符号的再符号化，旨在发掘数字文化发展的内蕴及其文化改造潜力。其四，对于飞速迭代的智能媒介因素的反思。当下新大众文艺生产的最前沿问题，在于AI这一智能媒介的不断快速迭代，对其数据思维和机器学习能力的无限升级将为人类带去艺术的解放还是危机，亟待深入探讨。

　　三

　　海量生产的中国新大众文艺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景观，相应的文艺批评也蕴含着广泛的文化生产力和影响力。如果在批评研究中自觉展开理论建构，则可能进一步实现新大众文艺批评研究的“中国话语”建构。

　　当下，围绕文艺批评可展开两种路径的延伸研究：一是批评理论或者说批评话语的建构，二是对批评史的梳理。带有“元批评”性质的批评理论或话语的建构，往往揭示新的问题场域，是对批评的主体因素、方法逻辑、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等内外维度的理论形塑。因此，新大众文艺批评的一个延伸向度是生成为理论话语。如康德所言，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又如本雅明所述，文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批判。新大众文艺批评不仅是新大众文艺批评话语建构的核心要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塑支撑新大众文艺理论建构的话语资源。尽管在新大众文艺生产中，媒介的自动化和物质性等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在文艺批评话语中占据了较为核心的位置，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理论话语不能陷入媒介决定论的陷阱，而需辩证思考人与媒介、人文与技术的复杂关系，同时全面考量技术性、艺术性、商业性三者的融合问题。新大众文艺批评的理论话语应坚持客观的批评立场，积极探索连接当下新大众文艺现实的路径，摒弃文化保守主义，追求世界多样性和文艺多样性的建构。

　　另一延伸向度是为新大众文艺史建构提供话语资源。面对新兴事物的新大众文艺，文艺批评如何确认自身的判断力和解释力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美国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所说，人们也许对自己时代的艺术看得不够远。任何研究都只能运用其环境所能提供的事物与方式，文艺批评也不例外。批评者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文艺状况，因而难以提供跨越时代的普遍有效的判断。但需强调的是，文艺批评研究的历史路径本身即不认同超验的、普遍的确定性，而是以地图绘制者或勘察者的身份来研究新大众文艺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被生产与传播。意大利艺术史家文杜里曾指出：“艺术批评是我们将艺术品理解为艺术的唯一方式。艺术史研究旨在将艺术品理解为艺术，因此艺术史研究的最后阶段必须是艺术批评的最后阶段。”“对艺术的历史研究取决于对艺术的批评。”借用其观点，新大众文艺史研究旨在将新大众文艺作品和现象理解为文艺，而新大众文艺批评是人们将新大众文艺作品和现象理解为文艺的最重要方式，因此基于数字媒介的新大众文艺批评与文艺史之间不存在什么区别。换言之，一切新大众文艺史都是批评史。因此，新大众文艺批评理应蕴含文艺史建构的意识，如同对文艺理论话语的建构。

　　面对新大众文艺的范式转换，携带着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史的建构意识，新大众文艺批评的数字文化问题最终浮现出来。新大众文艺批评本身是对数字文化的知识性实践进行合乎数字现代主义范式的文艺研究，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历史情境的文艺批评与文化意识的微妙张力。今天，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已与数字媒介产生各种形态、频次和强度的关联，积淀了足够的基础去阐释与当代大众数字化生存境况、当代社会数字化运行方式相适应的数字文化观念。而富有生产性的新大众文艺无疑是数字文化的重要场域，体现了数字文化内在的过程性、建构性、创新性和自由度。借用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的说法，“批评的时代势必把这个创造的时代推到我们的身边”，新大众文艺批评的理想，正是最终激荡和生长出一个具有数字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新大众文艺纪元。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