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　爽

　　如果说今年初亮相内地的粤语版话剧《天下第一楼》是在北方京味基础上的创新演绎，那么此番来到内地巡演的粤语音乐剧《大状王》则是实打实地对本土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历史上，方唐镜确有其人，清末时期的状师方唐镜在广东民间传说中以刁钻精怪、欺压百姓而闻名，人称“扭计师爷”；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九品芝麻官》也曾对状王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过刻画。音乐剧《大状王》则另辟视角，将大状王方唐镜置于善恶徘徊与转变的过程之中，在这一对人性审视的构架下，本剧的主题由此变得深刻，舞台呈现亦更充满悬念和戏剧张力。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文学家郑振铎曾有言，“平民们去观听公案剧，不仅仅是去求得故事的怡悦，实在也是去求快意，去舞台上求法律的公平与清白的！”通常来说，艺术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必然涉及人性中的善恶交织与价值冲突。当创作者以鲜明的道德立场来呈现这些人类行为及其矛盾时，其作品便自然彰显出艺术正义的光辉。

　　音乐剧《大状王》的结局同样诠释了艺术正义。方唐镜和宋世杰是大状王这一角色的一体两面，内心的邪恶与正义在一念之间或徘徊，或坚定，人的起落都浓缩于舞台之上。

　　《大状王》以歌舞的形式表现紧张的破案剧情，案件的情节与音乐同步叙事，让相对单一的叙事变得更为丰富。16年前，两个少年方唐镜与宋世杰在水牛岭寻找可以为村民治病的金蜻蜓，方唐镜却丢下了不小心落水的宋世杰。后来，成为“怨鬼”阿细的宋世杰“助力”方唐镜做下80件坏事。而方唐镜则由恶及善，从得意忘形地为恶人翻案到献身自证追求正义，实现自我救赎。该剧对艺术正义的诠释，如同一面多棱镜，照见和反映了人性的多面与多义。

　　全剧的第一个案件，是方唐镜为马富翻案。马富被告奸辱姑娘阿香和打死李四等罪名，方唐镜在“怨鬼”阿细的提示下，寻来大夫为阿香号脉，发现其已有孕在身，又得知阿香和李四早有情意。方唐镜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将阿香贴上“不洁”罪名，仗打三十大板，成功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而马富的罪行则就此不了了之。

　　这是全剧对方唐镜人物塑造的首个画像，方唐镜自此创下80起案子连胜的纪录。蛮横而猖狂的他为所欲为，自觉不可一世，还将佣人秀秀卖给了邬家。而另一边，宋世杰（阿细）的内心则挣扎起来，与命运进行和解，现身提醒，令方唐镜幡然醒悟，竭尽全力营救秀秀并为其翻案。

　　为了解救被邬家诬陷的秀秀，方唐镜要打一场真正的“正义官司”了，这是本剧的第二个案件，也是对方唐镜人物塑造的转折点。这次，他不再玩弄律法、颠倒黑白，他以亡友“宋世杰”之名行世，还原真相，救出秀秀。方唐镜走上了弃恶从善的道路，开始为伸冤的底层人民打官司，友人宋世杰在天之灵的叩问，推着他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

　　为食用万寿堂的药物而冤死的17个孩子申诉，是方唐镜对死去的曾经的状师何淡如的交代，也是秀秀给予他力量后的选择。作为全剧最后一个案件，他经历了内心不断的斗争，以生命为代价，扳倒万寿堂。因果循环，善恶有报，从黑白不分到正义现身，是方唐镜，也是宋世杰，这一世因果轮回的缠绕，是他们一生的相克相依。

　　三个案件共同串联起本剧的核心内容，环环相扣。编剧以案件塑造人物，在舞台上，导演以极具象征意义的舞台意象、贴合人物内心的灯光运用以及层次分明的空间调度来烘托人物。

　　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指出，“表演艺术介于造型艺术与诗艺之间”，这是对舞台表演艺术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特征的高度肯定。《大状王》在某种程度上高度再现了这两种特征应有的剧场形态。本剧视觉空间的呈现一如香港话剧团惯有的写意风格和中式留白特征，简单而又不失格调的一桌二椅，圆形和长方形转台之间的自如切换，舞台设计的空间感极为明晰。与之相构成的是，审判案件时中式圆形大鼓的震慑，秀秀和宋世杰相互吐露情愫时月光的美好，两种意象的相互交织，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舞台设计并不只是一个固化的陪衬，它所展示的流动的空间为导演的舞台调度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同时，无论是对方唐镜还是秀秀内心的刻画，导演方俊杰并未以大开大合的手法进行突出强调，而是以内敛的光效洞悉和穿透人物的内心。导演还极为巧妙地采用了说书人这一串联角色，一别大多舞台剧解说人的呆板和突兀。他佯装严肃：“各位看官，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又不失滑稽和可爱，说书人对于场次之间的衔接和叙事的推进可谓相当自然了。在《大状王》中，状师方唐镜与伸冤歌队没有直接形成对立面，导演欲让方唐镜孤身在前，歌队在后构成一种线性交错的画面，双方均一气呵成地展现出高下之判。

　　历经十年磨砺，《大状王》堪称一部流动的粤港文化图鉴，有效实现了东西方艺术基因的有机融合。粤语本身即是一种具有较强音乐性的语言，高世章作曲的音乐融合了岭南文化精髓，他灵活运用粤剧唱腔、岭南民间故事和方言童谣等本土艺术形式，营造出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比如开场16分钟的伸冤和控诉融合了粤剧说唱、南音甚至“数白榄”等元素，锣鼓声、唢呐声，夹杂着弦乐音，中西音乐的多重声调，实现了演与唱的有机结合。通过对这些传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运用，音乐剧整体风格融入于岭南风情，观众一面沉浸在鲜活的地方文化体验之中，一面又泪洒在剧中人的柔情与大义凛然的决绝中，展现出鲜明的文化辨识度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曲高世章为剧中每一个主要角色都设计了专属旋律，而词作者岑伟宗的书写也极尽含蓄，秀秀和宋世杰“有几多邂逅，会终生也未忘记”的缺憾美，方唐镜和宋世杰彼此“一个念头，一个宇宙，来自我一对手”的宿命感，这些瞬间与舞台融为一体。

　　《大状王》的成功创作经验，值得引发我们对于本土音乐剧的思考。近年来国产音乐剧的内容题材和主题呈现上不应只拘泥于经典IP的改编和悬疑类型的孵化，还应注重挖掘和创新本土传统文化的因子。即便这“新瓶装旧酒”的故事略带俗套，歌词过于追求意境而导致对推动情节叙事略显不够，但瑕不掩瑜，当观众坐在剧场里，既拥有看TVB港片的怀旧感受，又增添了主题鲜明、悬念紧张的剧场体验，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