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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 衡
影片《酱园弄·悬案》(下称《酱》)在夏至节气上映,开启了2025年暑期档的大幕。此片先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继而成为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兼有著名导演和全明星主创阵容,虽然姗姗来迟,引起的观众关注和市场期待不容小觑,这在当下实属难能可贵。
几乎与海外展映和国内点映同时,便听到关于此片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是否定的,认为它的故事和人物均杂乱无章,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无法获得愉悦与满足。一种是肯定的,认为它的主题有现代价值,人物有深度,表演有新意,影像有质量,概言之,它象征着更高级的审美趣味,等等。随着该片正式上映,两种声音的争执有趋于激烈之势。
首先应该强调一个常识: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要想对这部影片有所表达——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亲自去影院观看原片是基本条件。对于看过的观众来说,一方面当然获得了评论的资格,另一方面,还应该再提醒一个经常被一般观众忽略的盲点:“我喜欢与否”和“影片质量高低”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基于个人的趣味,是主观的;后者基于艺术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标准,趋向客观。“我喜欢或不喜欢《酱》”之倾向,不能置换为“《酱》质量好或不好”之判断。
在当下,随着电影文化的普及、自媒体应用的普遍、个体表达欲的被刺激,“人均影评人”的现象正在发生。这种现象的表现之一就是,总可以为自己的主观倾向寻找到话语、话术,将其兑换成仿佛客观、斩钉截铁的判断。因此,善良的观众们如果想进一步获得判断影片质量的能力,也就不得不多费点力气,弄明白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评论背后其实存在一套标准系统。
以围绕《酱》的争辩为例。大多数的否定声音,或有意或无意,是以类型片的标准展开批评的。作为一种定位于大众审美趣味、采取工业化批量生产模式、追求市场回报的电影产品,类型片必然要内容通俗易懂、形式久经锤炼、足以娱乐观众。即便有更高艺术追求的超类型之作,也不能脱离这套标准太远,否则,就是自绝于文化工业规律了。假定《酱》定位在类型片,那么按照上述标准,它显然不能达到。原因之一,《酱》的剧情,没有扣紧题材本身自带的刑侦探案和悬疑,观众既看不到设计完美犯罪的凶手,也看不到机警睿智的侦探,于是无法享受到先紧张后释放的刺激。之二,由于不断地交代时代背景、快速地切入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观众需要在各种知识系统间切换,几乎不能获得沉浸于故事情境之中的体验。不能达标的类型创作,大众会自动疏远之。
对《酱》表达肯定的声音,其基本立场正是自觉放弃类型片的标准,转而采用艺术电影的标准。假定《酱》定位在艺术电影,那么内容深奥、形式新锐、面向小众(如知识分子、迷影人群等),才是其追求的目标。以类型片的通俗美学衡量之,无异于缘木求鱼,自然无效。当然,这也就先天带来一个同样的市场后果:大众会自动疏远之。
正如数量庞大的类型片并不必然、更不全部能得到大众的喜爱,为数不多的艺术电影也并不必然、更不全部能得到小众的认可。《酱》的尴尬在于,维护它的那部分小众,没有给出足以支持它在美学和文化层面矗立的理由;批评它的那部分小众,倒是指出了电影语言层面确实存在许多难以自辩的征候。其中最多被提及的问题,还是人物。顺便说一句,一般而言,类型片情节重于人物,文艺片或艺术电影则人物重于情节,所以这类批评倒很可能切中肯綮。
片中人物,以及对人物的叙述,的确令人不解。即以女主人公詹周氏为例,她的若干行为从心理学上讲逻辑不能自洽。仅举一处重要细节:詹周氏在被警察局长薛至武毒打之时,拉过薛的手摩挲自己的脸颊,影片随即闪回倒叙,这一行为是詹周氏丈夫“大块头”毒打她时忽又心生怜惜的下意识动作。詹周氏复刻这一情景,既出于免遭凌虐的目的,又在薛和丈夫之间建立了所谓异质同构性,为观众解读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但是,假如詹周氏的受虐心理状态已经达到不能判断薛和丈夫是否有别,那么她在后边剧情中表现出的冷静、强悍、机敏等心理素质就不能使人信服了。由于影片大量重要的场景、段落,都建立在詹周氏的主观视角之基础上,观众如果要完成叙述视角认同,她是最主要代入者和支点,所以詹周氏心理活动的状态和逻辑必须经得起推敲。以此类推,其他主要角色的设定、动机等,也同样需要仔细考量。
相比之下,反倒是几个配角,因为不必要塑造成为立体式的人物形象,只需出现一鳞半爪,反倒不会露出破绽——或者虽然也有破绽,但在观众不介意的范围之内。那个游走于教堂和监狱之间、绝不浪费一星半点资源、从死亡中折算出价值的西洋嬷嬷,便体现出中国叙事学里特别推崇的“传神写照”意趣。然而,这个角色走过暗夜广场时,却又给了一个仰角拍摄的构图,骤然高大上起来。视听语言的反常规,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至少这一处对邪魅角色的仰拍,笔者想不出理由来。
当然,对于明确表态“我喜欢《酱》”的小众,总可以找到为其辩护的话语。但正如网络熟语所说,“解释就是掩饰”。笔者承认,一众演员贡献了非常好的表演,技术制作也极其精良,只是这些不能构成判定一部影片是精品杰作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条件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宣发方唯有凸显必要条件、炒热场面,这就很无奈了,同时也对宣发环节的信誉造成一定损害。
电影《芝加哥》(美国,2002)剧照
还有一种常见的评论方法,叫做“对标”,即找出一部有可比性、公认成就很高的影片来,两相对照。由于影史佳片极多,对标之标本也往往出自“各花入各眼”的个人印象。要让他人认可信服,也要讲清楚道理。就笔者而言,如果把人物设定、形式奇观、空间场景、伦理反思、社会弊病等等作为关键词,那么《芝加哥》(美国,2002)是可以拿来对标的。甚至一些重要场景的处理,尤其可以做细读式的比较。
标准系统的最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考量题材和主题。在涉及具体历史和社会命题方面,《酱》调用的资源为中国独有:苦苦咀嚼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女性生存困境,并与当下的女权主义表达做了不加掩饰的呼应。但它又对故事发生年代的救亡主题、对造成女性困境的社会根源一笔带过。剧情中一直引用鲁迅,实际上拒绝了鲁迅。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又引入了历史的和伦理的参照系。
《酱》的市场成绩还未尘埃落定,作为钟情中国电影的观者,笔者自然希望它能有更好的成绩;而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笔者又倾向于对它有所批评,因为批评往往也表征着对电影抱有希望。
鲁迅有一句裴多菲诗歌的译文,看似无限悲情、实则充满勇气:“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读懂这句诗,我们看向中国电影的眼神也便不同于以往了。(左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