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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宏亮
作为2025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华语电影,《酱园弄悬案》凭借其历史悬疑题材的剧情张力、全明星阵容的流量号召及陈可辛导演对“尺度”的一贯探索,自定档以来持续引发舆论热潮,多次登上热搜。
影片以1945年上海“酱园弄杀夫案”为原型,通过类型叙事与历史寓言的交织,试图在商业奇观与社会批判之间寻找平衡点。尽管其话题性主要源于明星演员的聚合效应,但作品并未止步于流量逻辑,而是以詹周氏的个体命运为切口,深入探讨旧时代女性在结构性压迫下的生存困境与反抗意识。
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在长期遭受赌徒丈夫的家庭暴力后,最终以极端行为完成对压迫结构的反制。她在深夜以菜刀弑夫并实施分尸,将个体沉默的忍受转化为对父权秩序的对抗。案件骇人听闻的细节使其迅速成为沪上舆论风暴的核心。
雷佳音饰演的警察局长薛至武所主导的官方调查,则从刑侦视角切入,以追查凶器、审讯詹周氏等侦查动作,自然衔接起舆论热议的案件表象,构成了影片叙事的表层脉络。
另一方面,影片的叙事深度体现在通过关键配角的塑造,构建出多重视角交织的社会话语网络。酱园弄的邻居群体作为案件的直接见证者,其证词呈现出碎片化与矛盾性的特征:有人为撇清嫌疑避重就轻,有人因邻里恩怨夸大细节,也有人出于猎奇心理传播未经证实的流言。这些众说纷纭的证词不仅干扰了警方的侦查方向,更折射出市井阶层的生存百态与人性幽微,使案件真相的探寻过程充满变数,在层层剥茧中不断衍生出意外转折,推动叙事走向扑朔迷离的深水区。这些关键配角的叙事张力,共同编织出乱世中人性的复杂光谱。
在商业逻辑与艺术表达的博弈中,陈可辛导演在本片中展现了对流量明星的创造性调度能力,将演员强大的公众认知度转化为引导观众进入叙事的有效策略。其核心在于精准的角色分配与深度表演调教,使演员的明星特质服务于角色塑造而非凌驾其上,达成高度的表演隐匿性。
易烊千玺饰演的盲人算命师宋瞎子,作为游走于主流秩序边缘的民间观察者,其掌握的隐秘信息不仅层层递进地推动着悬疑叙事,更以市井巫卜的独特视角,勾勒出底层社会的生存图谱与人性暗涌。他在片中的演绎细腻而富有层次感,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度。
李现则借张宝福一角彻底颠覆其既往的“现男友”银幕人格,塑造出灰头土脸的粗粝形象,成功消解了固有的偶像光环,以形神兼备的演绎令观众完全沉浸于角色的神秘性与功能性。
杨幂演绎的狱友王许梅于幽闭的监牢空间中通过知识传递与精神共鸣,完成了对詹周氏的主体性启蒙,展现出底层女性在困境中释放的相互救赎的微光。她以其鲜活的生命力与复杂层次,有力突破了其长期被“古偶仙侠剧”限制的类型化角色桎梏,证明了其在严肃叙事中的表演潜力。
赵丽颖塑造的进步文人西林则将笔触伸向公共舆论场域,将詹周氏的个体悲剧升华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檄文,在案件的血腥表象下,撕开了性别压迫的结构性伤口。其表演摒弃了符号化的精英表达,通过内敛而富有张力的肢体语言(如克制的仪态、锐利的眼神)与层次分明的台词处理,将人物双重性(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与社交场域的审慎圆融)有机统一,生动呈现了一个能在权力夹缝中保持主体性并施加影响力的时代女性形象。
这种对演员潜能的深度挖掘与重塑,是陈可辛掌控力的体现。
值得关注的是,影片英文名“She’s Got No Name”构成了对旧社会女性生存困境的隐喻性注解。从明清至民国,“冠夫姓”的命名传统将女性身份压缩为夫族附属符号。这一命名机制源自上古贵族分支称号“氏”的功能嬗变,在历史演进中异化为消解女性个体性的制度性规训。
影片中,詹周氏在法律文书与公共话语中的固定称谓,正是父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性剥夺的缩影。官方叙事仅需确认其归属权,而无需承认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命名的暴力,既深化了影片对封建性别秩序的批判,也从侧面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然而受制于商业考量与叙事完整性间的矛盾,创作者将原本完整的故事拆分为上下两部,这种发行策略虽为类型片常见的留白手法,却在悬疑题材中暴露出显著的叙事困境——当真相早已“大白”于观众眼前,如何通过分集制造悬念?如何在割裂的叙事中维系人物命运的连贯性?对于詹周氏案这类历史结局明确的题材,分拆策略进一步弱化了影片的张力构建。
观众已知核心人物的命运走向(如詹周氏因怀孕暂缓死刑、战后改判、最终定居农场等关键史实),《酱园弄悬案》的铺陈便更显得冗余。影片以96分钟的体量结束于庭审僵局,而原型人物跌宕的后半生均被移至下部,致使上部沦为功能性前置叙事,既未独立成篇,亦未有效蓄力下部高潮。
历史上,詹周氏的命运转折高度依赖时代剧变(抗战胜利后的大赦、上海解放后的司法更迭),这些宏观背景需充足篇幅展开。分拆后,上部被迫压缩历史语境,转而强化“杀人分尸”等猎奇元素,削弱了案件背后的社会批判力度。当观众期待通过电影理解个体在乱世中的生存策略时,影片却将詹周氏的“生逢乱世却又因乱世逢生”的传奇故事拆解为两段离散的消费单元,历史纵深感让位于票房计算。
此外,“上下两部”的分拆模式对人物塑造亦造成损伤。原型詹周氏从“杀夫囚犯”到“农场职工”的身份转化,是其反抗命运的核心隐喻,但这一完整弧光被强行截断。上部仅呈现其绝望的爆发,而觉醒与重生均需依托下部补全,导致角色在现阶段呈现为“不完美受害者”形象,削弱了女性主体性生成的深刻表达。若下部未能以足够密度衔接人物成长,詹周氏的历史形象恐被简化为一场“奇观悲剧”,而非时代洪流中的复杂生命样本。
总体而言,《酱园弄悬案》在类型片框架内基本实现了历史反思与性别议题的有机结合。影片通过女性互助网络的刻画,构建起对传统父权结构的微观抵抗图谱;而舆论场对司法不公的持续追问,则暗示了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这种将私人抗争上升为公共议题的叙事路径,既延续了中国电影历史寓言化的创作传统,也为当代性别政治提供了历史镜像。尽管“上下两部”的拆分模式使得影片在人物塑造与叙事完整性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该片在顶流演员的表演突破及其尝试在悬疑电影中嵌入严肃社会议题的创作勇气,仍值得肯定。(周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