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艳

　　凤凰花悄然绽放，高考即将来临。所谓“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试锋芒”，不知曾鼓舞过多少学子的心。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娱乐的载体，更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以各种形式和题材反映着当下社会的种种现象，刻画人物的成长过程，折射时代的风貌。近年来，不仅涌现出以备战高考为背景的电视剧《小欢喜》《追光的日子》，还有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校长为人物原型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以及《我要当老师》《春风化雨》《大考》等一系列教育题材影视作品。这些作品表现出类型融合的叙事特征，凭借对传统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模式的突破，对当下教育的痛点、难点的呈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为教育题材影视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也可谓“观照夏花正烂漫”。

　　《山花烂漫时》海报。

　　《小欢喜》海报。

　　陈凯歌作品《孩子王》。

　　《陪读妈妈》海报。

　　《大考》海报。

　　《少年派》海报。

　　类型融合推动叙事变奏

　　经过多年的创新深耕，教育题材影视剧的类型化生产呈现出类型细分、类型融合和反类型化等态势，不仅顺应了大众文化需求，也丰富了叙事方式的表现。教育主题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教育题材影视剧的类型融合叙事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近年来的教育题材影视剧作，常以家庭教育为中心，折射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生活，诸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冲突以及中年危机等等，都被囊括其中。拥有多重社会身份的家长，通常在这类剧作中成为观照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媒介，他们关于育儿与自我价值实现，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困惑，正成为这类剧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叙事线索。《少年派》和《小欢喜》中的中年危机，《带着爸爸去留学》中父母的离婚困扰，《陪你一起长大》中全职妈妈和二孩家庭等，都让观众看到了教育之外的社会现象，甚至有些剧作引发观众热议的情节，是婚姻经营而非教育问题。

　　当然，除了教育与家庭伦理的类型融合叙事，《天才基本法》《大考》《山花烂漫时》等在类型融合方面也有一定的创新。比如《大考》改编自抗疫时期教育领域的真实事件，展现了2020年疫情之下的那一场特殊的高考，表现出学生、老师以及全社会共同迎考的命运与共。这种类型的融合极大程度上开拓了教育题材的影视剧的现实投射和文化批判的深度。

　　直击焦点引发大众共鸣

　　教育题材影视剧关于教育观的表达，始终随着国家教育政策和社会教育议题的演进而变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素质教育”热潮涌动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争就成为了教育类影视剧的关注重点。21世纪以来，独生子女、陪读、升学和择校问题、留学热、教育焦虑成为教育题材剧中的矛盾焦点，因教育观念冲突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代际隔阂，在近年教育题材剧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比如《虎妈猫爸》（2015年）、《陪读妈妈》（2018年）、《小别离》（2016年）、《少年派》（2019年）、《小欢喜》（2019年）、《带着爸爸去留学》（2019年）等，在核心议题上更加呼应家长焦虑，不断引领社会话题。

　　《小欢喜》以三个高三学子家庭为样本，真实还原中国式家庭教育的众生相。剧中的严母童文洁为儿子的成绩焦虑不已，单亲妈妈宋倩用无微不至的“窒息式”的母爱裹挟着女儿，季胜利夫妇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导致亲子关系充满隔阂，他们共同映射出中国家庭在孩子教育路上的迷茫与挣扎。父母的控制欲、子女的成长叛逆、梦想和分数的拉扯，这些中国式教育环境下普遍被忽视的问题，让不论是身为家长还是孩子的观众，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使得《小欢喜》成为我们反思与探讨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要载体。

　　突破模式展现广阔图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的教育实践和教师形象受到了导演的关注。陈凯歌的《孩子王》（1987年）、何群的《凤凰琴》（1994年）、杨亚洲的《美丽的大脚》（2002年）等，都以充满温情的电影语言指向了乡村教育的现状，鼓励大众关注农村教育，启发政府去解决教育资源的平衡问题。这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教育题材影视剧传统在2024年推出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作为“时代楷模”称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张桂梅，她创办华坪女高的事迹家喻户晓，如何在弘扬张桂梅崇高精神力量之外，找到贴近当下观众、更创新化的情感表达成为创作者的核心难点。为此，《山花烂漫时》刻画了张桂梅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的女性形象。更难得的是，《山花烂漫时》打破了“园丁——花朵”的叙事模式，不再仅仅表现作为“园丁”的老师对后进生进行呵护与“修剪”，而是用观照现实的群像戏，展现她们的相互成就和女性力量的崛起。就像剧中张桂梅校长的台词：“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她们应该是闪闪发光的，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要一尘不染地漂亮。”（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