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　炀

　　2019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简称《哪吒1》）在国内市场创下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佳绩，使“国漫”电影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更在短短两周内收获逾100亿元票房，不仅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突破百亿大关的影片，更进入全球票房前十位并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成为首部跻身全球前十的非好莱坞电影和首部破十亿美元票房的非英语影片，再度彰显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崭新高度。

　　自2002年《英雄》开启大片时代以来，类似“关键时刻”不断涌现：2011年《失恋33天》引领中小成本影片实现逆袭，2017年《战狼2》带动主旋律商业片迅猛发展……这些具有标志意义的影片既厘定与诠释了其所处时代的产业环境特征，同时塑造了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格局。伴随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并拥有全球最多的银幕数量，“电影大国”的地位已完全确立。但是，能否真正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尤其是在文明互鉴与文化软实力提升层面的跨越，依然值得深究。若细致梳理过去二十余年来的重要关键时刻，则有助于判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进路。

　　从大片时代的黎明到类型突围

　　当张艺谋在2002年以《英雄》重构武侠史诗的视觉语法时，中国电影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嬗变。这部现象级作品不仅实现了2.5亿元票房的“神话”，更通过其超现实的色彩矩阵与仪式化的暴力美学，完成了对传统武侠叙事能指系统的全新阐释。是年，该片贡献了约四分之一的全国总票房，标志着中国电影“大制作”模式的正式确立。

　　作为产业化改革后首部具有示范效应的本土大片，《英雄》在高投入、高回报的商业模式层面提供了参考，为中国电影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资本与大众看到电影产业化运营的潜力。可以说，《英雄》为电影产业升级转型过程提供了强劲活力，并加速了电影产业化改革的进程。

　　在《英雄》影响下，陈凯歌、冯小刚、徐克等多位知名导演迅速跟进，进一步推动古装大片的集中涌现，使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从2002年的不足10亿元迅速攀升至2007年的33亿元，涨幅高达360%，“大片经济”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随之而来的同质化问题亦开始显现：大量武侠题材与宏大场面的重复性创作使观众逐渐产生审美疲劳，当故事空洞、形式化的元素无法持续提供新鲜感时，大片模式也面临瓶颈。《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后续作品虽延续了巨制规模，却因情节薄弱或审美脱节而遭受批评。可见，能否在保证商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同时兼顾叙事创新，一直是中国电影在通往工业化进程中反复面临的考验。正是在这一历程中，“大片时代”成为第一个清晰可辨的“关键时刻”，既提供了市场化的启示，也留下了过热与失衡的反思。

　　2010年前后，中国电影类型愈发多元，以都市生活和大众喜剧为代表的新类型在市场上逐渐取得关注。观众对武侠史诗类作品的重复表现已感到疲乏，中小成本却贴近当代都市语境的影片迎来发展契机。

　　2011年，都市爱情片《失恋33天》在同档期与好莱坞大片竞争中脱颖而出，上映首周六天票房达1.88亿元，“光棍节”单日更斩获5074万元，最终以3.46亿元收官，成为当年最为亮眼的市场“黑马”。当都市青年在银幕上遭遇具身化的情感创伤时，电影不再是悬浮的乌托邦幻象，那些琐碎的日常对话、地铁站台的偶然相遇，构成了抵抗宏大叙事的微观空间。这部制作成本不足900万元的作品，将中国电影从“大片”拉回生活世界的基底层面。

　　此后，2012年上映的喜剧片《人再囧途之泰囧》以12.67亿元票房刷新纪录，标志着中国电影正式进入“10亿+”时代，该年电影市场总票房达到170.73亿元人民币，中国由此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以小搏大”的都市片与喜剧片功不可没。

　　《失恋33天》与《人再囧途之泰囧》的成功并非偶然，既受益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也呼应了年轻观众日益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与偏好宏大叙事的上一代相比，80后、90后观众更渴望从银幕中看见自身生活与情感的真实投射。然而，现实题材与贴近当代都市语境的类型片在当时仍相对短缺。上述影片恰好抓住了这一市场空白，借助互联网渠道的有效营销，迅速吸引了都市青年。口碑传播与社交平台的助力让这些中小成本影片实现口碑与票房的双重突破，也彰显了观众在市场走向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一“关键时刻”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电影类型格局开始突破单一化。现实题材影片逐渐获得商业空间，多元类型的市场潜能被不断激发。《北京遇上西雅图》在浪漫爱情的基调下呈现移民孕产等社会话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则通过青春校园回忆直击青年观众的情感痛点。这一阶段的作品普遍强调情感真实性与生活细节，现实题材电影百花齐放，观影行为更具社会化和圈层化特征。从此，现实题材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地位不断提升，带来明显的产业扩容与类型格局重构。在社交媒体构建的新型公共领域内，这些作品通过情感共振形成的集体记忆生产，实现了对传统观影经验的范式革命。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意义接受者，而成为罗兰·巴特所谓“作者之死”后的文本共谋者。这种主体间性的重构过程，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完成了从生产者主权向消费者主权的认识论转换。

　　“主旋律+”与“国漫”的高光

　　若说2010年前后的现实题材热潮标志了“去大片化”的多元探索，那么2017年的《战狼2》则喻示着大片以另一种形式的强势回归。吴京自导自演的这部军事动作片不仅凭借56.9亿元票房打破当时的华语电影纪录，更将商业电影的类型语法与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基因重组，创造出独特的“主旋律+”范式。这种创作模式以酣畅的动作场面、简洁的叙事节奏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征服了广大观众，显示出主旋律题材通过类型化改造而获得的可观市场潜力。

　　《战狼2》的成功带来了市场与舆论的双重震动。人们认识到电影既能够作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性凝聚，又能够成为资本增值的符号载体，因此也就激发了更多制片方探索主旋律商业大片的可能性。随后，《红海行动》（2018年，票房36亿）、“我和我的”系列（2019年起陆续推出）以及《长津湖》（2021年，票房57亿）等作品相继问世，不断刷新相关纪录，成为中国电影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9年暑期档，国产动画长片《哪吒1》以逾50亿元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列，震动业内外舆论。这是国产动画首次占据国内商业电影的中心，标志“国漫崛起”的进程进入关键时刻。影片在改编经典神话IP“封神”的基础上，以颠覆传统形象和突破性制作技术刷新了观众对国产动画的固有印象，进行了将古典能指植入现代性议题的符号实践。当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时，完成了对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精神赋形。自《大圣归来》（2015年）以来，“国漫”电影陆续推出《大鱼海棠》（2016年）、《白蛇：缘起》（2019年）等作品，并在题材深度、技术手段与市场影响力方面逐步提升，但直到《哪吒1》才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话题度和经济回报。

　　在《哪吒1》取得突出成果后，不少人对“国漫”前景寄予厚望，期待通过系列化开发与IP运营进一步推动国产动画快速成长。然而，产业发展并非一蹴而就。

　　国家电影局备案数据显示，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备案数为164部，至2021年降至99部，2022年仅53部，虽2024年回升至127部，但仍未回到2019年的峰值。部分作品虽在制作水准上投入颇多，却因故事或市场定位与受众期待落差过大而未能延续《哪吒1》的成功。例如《姜子牙》虽在国庆档取得14亿元票房，却口碑分化；2023年的《深海》在视觉效果上突破明显，却因叙事风格与受众接受度不匹配而票房失利。

　　这些案例说明，大IP并非票房保证，创意内容和市场策略仍是关键。同时，观众对国产动画的审美标准不断提升，加之动画制作周期长、投入高，融资与回本风险均令行业面临更大挑战。直到《哪吒2》将票房天花板提升至“百亿级”，才再次印证了国产动画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力，并为中国电影产业标记了新一轮的“关键时刻”。究其本质，恰在于“国漫”崛起回应了中国观众对于文化自信的内在诉求。传统神话故事与现代青年文化的碰撞成为一种巧妙的“文化拓扑”，它在传承中华传统叙事的历史连续性的同时，也为审美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接口。

　　中国电影的下一个“关键时刻”何在？

　　从《英雄》到《哪吒2》，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已历二十余年。票房规模自不足10亿元增长至600亿元，银幕数跃居全球首位；在类型方面，从武侠史诗到现实喜剧、从军事动作到奇幻动画，呈现出日益多元的创作生态。

　　正如本雅明的“历史天使”在风暴之中注视着过去的瓦砾，今天的中国电影人也必须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在全球资本、民族叙事与大众消费的洪流中找寻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将《哪吒2》在全球票房排行榜上不断上升的状态称作“升国旗”，这说明人们强烈希望好的中国故事能够被世界看见。因此可以推知，中国电影的下一个关键时刻”或将在提升中华现代文明国际传播效能上找到锚点。

　　一方面，中国电影的创作需要更加积极地挖掘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核，通过融合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艺术手段，塑造既富有民族认同感、又兼具世界意义的故事形态，彰显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兼收并蓄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以更开放、更包容的视野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在精彩的电影艺术中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当代中国的精神风貌、社会发展以及价值诉求。

　　因此，从中华文明的浩瀚历史中吸纳养分，以开阔的胸怀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这种以人民为中心、以世界为舞台、以未来为指向的文化自信与担当，必将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动能，也必将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注入持续动力，迎来写入历史的下一个关键时刻。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